《论战争与和平》
[法]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著
宁暄 姚纪恩 青雯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人们总认为，战争会带来最终的和平，却没有意识到，战争创伤只会令人们害怕战争，却没有更靠近和平。
战争究竟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国际时局的不稳定究竟因何而起？世界各国人民期盼的和平到底从何而来？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以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在其新著《论战争与和平》一书中，重新审视新时代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深度剖析当下全球面临的区域性冲突和挑战。
这部立足近现代史、分析当下时局、提出未来和平建议的论著，集外交史、战争与和平研究、国际关系、国际冲突以及政治研究为一体，可以给当下的我们以重要的启发。
新“战争与和平”
读书周刊：在全面探讨战争与和平关系的作品中，既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战争与和平》，又有雷蒙·阿隆的理论著作《国际和平与战争》，与它们相比，您的《论战争与和平》有何特别之处？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我的书论述的是新型战争时代与新型和平文化，试图分析新时期战争与和平的新特征和新出路。
继20世纪发展而出的新型战争文化之后，21世纪开启了新型的和平文化时代。在新型战争时代，战争的形式、波及范围、参战人员、武器等，都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截然不同，所以，人们也应该用不同以往的方式追求和平——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不再只由双边关系来定义，而更多地要靠多边关系来塑造；各国应该共同担负起建立一个稳定公正新秩序的工作，共同书写和平新篇章。
我担任过法国国内安全与地方权力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部长，一直到总理一职，这些亲身经历的政治活动，让我对国际秩序趋势、对各地区差异、对国际合作出路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相比其他作者，实践是我的宝贵财富。
大部分人认为阅读这本书给他们带来了启发，但也有人认为我对世界趋势的认识带有法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但这也正是我与美、德、日等其他西方政治家们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们想创建全新的世界，就需要向各国人民展示，战争之外另有其他道路。关于战争与和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和理论框架都还留有旧世界的深深烙印，即19世纪与20世纪时，和平不是来自坐以待毙的被动态度，就是由列强之间摇摇欲坠的平衡局面艰难维系的，而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起必要的新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应对新的挑战。
由参政转为写作
读书周刊：从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长到法国总理，您一直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在您担任外交部部长期间，在伊拉克问题上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您对和平的坚定信念来自哪里？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打造和平这一信念在我身上从小就根深蒂固。
阿尔及利亚是我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摩洛哥是我出生的国度，我曾经居住在拉丁美洲，这些地方都有过战乱。在美国，我经历了越南战争，曾为征兵的消息忐忑不安。1977年，我在吉布提服兵役，当地孩子为表示反抗，向我们投掷石块……
不仅是我，我的家族也饱尝战争的滋味。兵器是我们家族的传家宝，在我祖父母家中的主楼梯上，高高悬挂着各式兵器，宝剑、军刀、长枪、短枪、防毒面具等，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所用的武器和装备几乎应有尽有。祖辈们的悲壮故事，发生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也发生在俄国战役中，还发生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阿尔及尔战役中；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参加“一战”，各自失去了一个兄弟；我的父亲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反纳粹的抵抗组织。
在决定职业方向的时候，我选择了外交生涯。对我来说，去外交部工作意味着信守儿时我对自己的承诺——在我长大的非洲南部国度里致力于化解危机，实践我的开展对话、搭建桥梁、建设和平的信念。
和平是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源自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须知，唯有和平才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当然，和平不会被人放在盘子上拱手托出，而需要被不畏艰辛地打造而成。在我作为外交部部长的两年里，这种理念犹如指南针，始终指引着我前行的道路。在科特迪瓦的问题上，我们与希拉克总统正是本着这一原则签订了《利纳–马库锡协议》，目的是防止科特迪瓦国家分裂。同样，2003年年初，我们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2002）号决议框架内对伊拉克实行武器核查机制，拒绝接受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逻辑。在那段日子里，希拉克总统和我本人每天都会受到美国政客和媒体的攻击，不是我们的头像在街上被烧，就是法国葡萄酒被倒进下水道。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美国武装干预之前、期间或之后，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曾在公共指责或谩骂面前低头。
如今，我为和平努力的方式有所改变，由参政变为了写作。这本书是耐心观察、反思质疑、采访交谈的结晶，希望它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个世界是有信念的
读书周刊：能否对当下国际局势做一个扼要的评价？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近15年来，我经常来到中国，这让我得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感受到其强劲的发展动力，计划执行者顽强不屈的精神，还有丰富多元的文化。昔日退居一旁的中国，如今正在满怀信心地确立其世界地位。过去一年时局的变化印证了这一点。
去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令美国进入了一个脆弱、动荡的时期，其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主张赢得了美国部分民众的支持，他们主要来自中西部“铁锈地带”社会地位下降的工人。同时，美国人对美国失去全球影响力的恐惧也与日俱增。美国在十几年前还是超级强国，但费用高昂的境外干预行动令其昔日的雄风不再。美国在全球的财富生产和交易中的份额也日益降低。在国际外交方面，反对美国的声音越来越有力。
在美国衰落的同时，新的强国正在兴起，其中以中国居首，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更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稳定、安宁的局面。过去30多年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逐步实现了工业升级，并推动了内需增长。中国海外投资增长如此之快，甚至引起了一些误解和担心。另外，我所到之处，都看到中国重拾其文化传统，支持艺术创作，推行创新文化外交，发展有效“软实力”的场景。中国作家在国际上日益得到认可，例如鲁迅的作品最近被重新翻译成法文。中国的艺术展也在海外获得成功，向世界传播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中国的电子商务和线上支付是全球最先进的。
在未来数十年，毫无疑问，中国将在众多领域内占据全球首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将面临多重挑战：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经济失衡风险，等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正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倡导者，比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重要项目，不仅可以满足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而且可以促进多边合作关系，使涉及各国均受益其中。
欧洲经历了15年的政治、金融和文化危机。欧洲曾以为不需政治努力，以自然联合的方式来建设即可，但在英国脱欧的冲击下，欧盟经过深思熟虑和进一步的调整，已经做好了重塑新欧洲的准备。
自1951年，以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欧盟，成功完成了众多大项目，如今已拥有共同的市场、共同的货币，取消了过境关卡，逐渐协调了各国的立法，这些都经历了漫长的阶段。今天的欧洲人较50年前更具有欧洲归属感，因为年轻人有更多机会通过旅行来相识相知。欧盟的下一个大目标将是法律、税收和社会制度的调和，进一步以统一的姿态去面对其他地区和国家，并减少各成员之间的竞争，同时也需在中期内制定共同的社会权利和服务措施。
虽然欧洲经济时有疲软之态，但欧洲仍是创新和品质出众之地，拥有全球技术先锋，拥有不断创新的能力，拥有很多国际知名企业。
多元化既是欧洲的优势，也是欧洲的弱势。以前，我们过于掩饰相似之处，强调我们的不同，由此衍生出身份认同主义、分裂主义和相互怨恨，这一切都将欧洲推向噩梦的边缘。欧洲的精神梦想应该简单、切实，应该更关注我们的共同点。
至于中东地区，如果主要强国无法创造并维持一个稳定的秩序，那么整个地区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斯兰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暴力的终结。中东局势问题过于复杂，我在书中有详细的陈述，这里不展开。
总之，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如同大陆板块的移动，必然会引发各种震动。今天的中国正成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成员，但中国的崛起伴随着美国的衰落，势必形成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地位转换总是通过武力冲突解决的。美国因自身霸权衰落而产生挫败感和恐惧心理，这一点目前反映在其僵化、封闭的政策上，而在未来可能会表现得更为激进。
在这个全球局势严重失衡的时刻，我们必须摆脱错觉，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历史、有思想、有信念的。我们需要共享一个愿景，创造一个和谐与稳定的世界。中欧关系，尤其是中法关系，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最佳实验室。
观点
和平，既非无视世界被邪恶势力所笼罩而进行的自我辩护，亦非脱离野蛮势力在上升这一现实的乌托邦或天真视角。我言下之和平，既不是自慕尼黑协定后持续已久的懦弱，也不是滞于放弃、诅咒、凭借良知或空洞的口号，这只会制造更大的灾难。
这是一种具有抵抗意识的和平。既不屈服躲避，更非不辨真伪；既不沉浸于“永久和平”的空幻梦想，亦非出于对美妙世界的如痴理想。这种和平是寻觅一个突如其来的启示，这一启示能够猛然唤醒迷蒙，凝聚力量，重建世界秩序。
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化解暴力与仇恨的解药，需要一个能够驱逐和远离它们的办法，削弱暴力对这个衰弱分化社会的操控力。
和平以行动为支撑点，以坚定的意志和沉静的力量，阻挡新的恐怖浪潮。要和平，不要战争。
面临危机，选择武力解决是政治扭曲的主要症状。宣布开战其实是逃避邪恶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将恐怖主义简化为一个短暂易辨认的敌人，将复杂的世界描绘为非黑即白。
为何战争精神能够如此大获成功？不可否认，战争十分保险，但也是因为人们很难想到其他策略来阻止不稳定局面的不断扩张，也因为人们已经忘了，世间唯一徒劳的力量，便是武力。
如果我们想创建全新的世界，就急需向人们展示，战争之外另有其他道路。为此，我们需要吸取历史教训，调整行动，加强合作，寻找解决区域问题的实用措施。
我们应该做的，是治愈、强化全球化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团体，而不是为割掉世界上的毒瘤而伤了整个世界的元气。简而言之，我们需要重塑政治。
和平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方可存在，和平可以作为一种思维体系、一种共享的纪念，时刻提醒我们避免选择战争。
对和平的各种憧憬推动加强了和平的发展，它们发自肺腑，打动人心，和生硬的政治、法律、外交手段形成鲜明对比。它们维护了对和平的纪念，而和平正是人类的生存之本。亡者纪念馆成为人们集体纪念战争、促进和平的理想场所。人们逐渐从一种英雄式、报复性的纪念过渡到对战争恶果的共同回忆。二战结束伊始，面对纳粹暴行和日本军阀主义，出现了新的纪念场所和新的缅怀方式，如官方假日、阅兵式和其他公众仪式。它们的庆祝范围超出了国家界限，面向全人类。
外交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和原则、以人类激情妥善处理人文历史偶发事件的艺术，和平本身即为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源自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外交也是一种职业，需要团队合作，需要具备特定的工具与机制，需要专家来陪伴，他们能够在所有层面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这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工作，需要调和不同的反向力——耐心与速度、精确度与想象力。
然而，外交艺术只是被间歇性使用。在许多时候，局势一旦缓和下来，人们就不会再深入探讨，而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事务上。但须知，唯有和平才能建立一个新秩序。
我们需要在两个层面进行革命。
首先需明确规定军人从属于政治家的关系。在法国，国防部长过多地将其对危机的看法强加于外交部部长；而在爱丽舍宫，共和国总统的总参谋长凌驾于外交团队之上。政治家重新掌舵是当务之急。他们应再度成为勾勒未来愿景、提出建议与创意的力量。
第二个改革层面是将当地人民置于我们对战争的理解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遵循负责任的伦理概念。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彼此连接、信息迅速流通的世界里，遵循网络、关系与相互作用的规则。每次伤害、侮辱或不公平的事件都会很快地从地球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