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去魔化》
卢冶
《亚洲的去魔化》一书的标题并非“祛魅”的糙版定义——后者已经在中文语境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正能量”，而德国史学家于尔根的“去魔化”却不大像褒义词。它所指涉的语境是中性的，亦即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对亚洲在文化观感、知识储备和探索模式上所发生的渐变。在此之前，对于欧洲人来说，那块古老而丰饶的大陆是遥远的梦中梦，在此之后，它却被欧罗巴的各个民族拉到眼前，用放大镜仔细观瞧。这种变化引发的后果深远且复杂，其核心则在于如何通过这个遥远的他者来确定自我。正如作者所说:“在试图确定欧洲在当代世界的位置之际，没有任何时代比十八世纪更富启发性。”
尽管这是一个各种“主义”和“主张”多声复义的时段，但十八世纪的欧洲，仍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启蒙主义诞生并急速膨胀的时代。正是这种精神打开了关注亚洲的眼界。在于尔根看来，尽管那仍然是一个小欧洲和大亚洲并行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双方的贫富差距才开始急速拉开），双方态度的差异却已经预示了未来局势的变化：欧洲人不仅对亚洲“脑洞”连篇，也热衷于实地探险。相反，亚洲在这段时间的固步自封却是一个著名的遗憾：只有在少数国家的某些时刻，如十七世纪的日本，才有过系统的欧洲研究。
对于许多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者而言，欧洲启蒙主义与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相比，与其说是不同的思想岔路，不如说只是同一个扩张过程的头脑和手脚罢了。于尔根的态度倒没有那么激进。他以一个“史学家”的中性口气带领我们回到“现场”， 梳理彼时关于亚洲知识的诸多脉络。虽然在微观性的方法论和倾向性上，多少能看到一些福柯式“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但本书仍是较为规矩、甚至带点“科普”成分的史学著作。最明显地体现出作者观点倾向的，是他重点描述的那个世纪的结尾。对于亚洲来说，1800年代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还有萨义德二十年前补上的东方主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控场端倪都出现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它是一个世界史的分水岭。十八世纪，欧陆对亚洲张开的探索羽翼曾宽广又舒展，十九世纪初，这种相对包容的态度却迅速收拢到几个窄口的、并不透明的学科瓶子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古代和中古亚洲史形成了新的学院式的专科之际，亚洲尊严的捍卫者们就被边缘化了，对亚洲的热情也被欧洲的自我满足所取代。人们开始崇尚罗马式的统治，以古希腊曾屈从于埃及这些东方国家的诱惑而失败为鉴。东方的形象从正面过渡到负面，而欧洲的主流心像，也从一种推论性的欧洲中心论，发展到以假设为前提的排他性中心论。一边在态度上保持距离，一边在事务上深度干预，这种改变的征兆，可以从奥斯曼帝国被东方化、克里米亚和伊斯兰世界边缘的多民族被异国情调化、印度人从东印度公司的高层被排挤，以及欧洲使节逐渐拒绝屈从亚洲的宫庭礼仪等细节中，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
于尔根说，这个时代发明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文明论。 从十八世纪中期起，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人类学标尺：野人、蛮人、文明人。这是一道逐渐变化的光谱，但几块大陆在其中的位置却基本上是固定的。以本书谈论女性的一章为例。将对待女性的方式放置在东西方文明的大框架里去打量，正是十八世纪的发明，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最终导致了重视女性=文明人=欧洲这一简化却有效的等式。作者指出，相对于焚烧女巫，对女性的去魔化、科学化乃至学科化，在很多时候的确是“一种理性的胜利”，但他提醒我们，与这种胜利同时泼出去的还有亚洲的魅力，以及亚洲女性对于自我生存处境的感受和评判。
这是《亚洲的去魔化》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启发：启蒙主义的结构性弊端，也是现代性的弊端之一，就是将多汁的、图像化的、直觉的、感官的前现代用一种冰冷的机械模式读解和过滤，用于尔根的话说，这是“一种美学经验的溃败”。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先锋派时而敌对、时而同盟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往往会在前者的诉求中发现“打捞传统直觉”的维度。但尝试从本书对“去魔化”的态度延伸下去，就会来到“再魔化”的问题。比如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中看到的“东方主义”曾因为迎合着西方人的“再魔化”而受到批判，那么另一方面，它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复原了亚洲的魅力呢？
答案并没有这样乐观，因为这些符号已经事先经过了删选、修正和过滤。而这个“事先”的位置，正是“欧洲的十八世纪”之后发生的欧亚时间差：被强行去魔化的亚洲开始采用欧洲的结论来定位自我，这导致此后的两个世纪中，亚洲一直被绑定在它的假想敌的世界战车上。那正是近来张艺谋在某访谈中，解释他接拍电影《长城》的原因时所揭示的：为了让中国电影“走出去”，在“全球五千家影院放映”，他可以接受以他的名义来和西方的投资者们拍摄一部充满孔明灯、士兵方阵的影片。
或许这是世界史本身的一个趋势：人类“理性”的增长，很可能也意味着“我执”越来越炽盛。这不仅是欧洲的问题。
（责任编辑 ：欧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