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改变之后》
王延巍
对于欧洲历史，中国读者熟悉的，大多是罗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部分英国君主女王史和“二战”史，至于战后欧洲史，则堪称冷门领域，而这恰恰是托尼·朱特的研究对象，《战后欧洲史》就是他的一部力作。
2010年，这位聚焦欧洲历史未透彻剖析之地的史学大家在家中去世，年仅62岁，令人扼腕。阅读新近出版的朱特作品集《事实改变之后》，发现他除了历史学家的身份，还是一位富于现实思考和批判，极具洞察力的专栏作家。在这本书中，从后冷战时代到犹太人话题，从后“九·一一”时代到生活方式的思考，他都能以一种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又在现实中给予批判的角度，给读者一种时空穿越的独特阅读体验。
本书涉及话题不少，但其核心始终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正在变化的世界，特别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如何摆脱偏激和单边模式下的无法自拔。而在诸多话题的探讨中，第二部分“大屠杀和犹太人”是最具胆识、理性、批判性的。
朱特本人就是犹太人， 1948年生于伦敦。同年，以色列建国。作为强国围绕的国家和民族，以色列的“卫国战争”和发展过程充满传奇和坚韧，为很多人所称道。
当然，对以色列国家发展过程的反思也一直在这个民族内部不断涌现。比如以色列专栏作家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便在感情丰富的以色列国家发展叙事中，体现着反思的力度。与之相比，朱特对自我民族和以色列的批判同样不留情面。他甚至对以色列建国的必要性和思想基础产生怀疑。在他看来，犹太人遭受大屠杀是场悲剧，但犹太民族的民族神话遮蔽了“二战”历史中更需反思的史实和惨痛。他更精辟的论述和观察还在于，以色列以犹太人庇护所、最后守护之地的形象立国，却无形中将全球所有的犹太人“绑架”，于是，以色列沙龙政府时期的粗暴行为便被代换为整个犹太民族需要承受的压力。当以色列政府受到声讨之时，全球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也受到指责和压力，这又成了“反犹”的证据。
朱特指出，反犹是对犹太人的仇视，以色列则是犹太国家，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犹太人应谨防过度使用“反犹主义”一词。为何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封锁就成了“反犹”，甚至悲情地上溯到纳粹大屠杀？作为犹太人，朱特深刻揭示了这个现象，一些作为其他国家国民的犹太人，在“民族神话”的概念下，被以色列这个国家“捆绑”，这是不正常的，无益于犹太民族在世界的立足和发展。朱特的务实态度是，以对话取代暴力。
从历史现实来看，朱特的判断充满了预见性和深度。他还特别分析了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沙龙政府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并未解决冲突问题。在美国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关系进入冰点，巴以问题显得相对沉寂而平衡。特朗普上台后，重启对以色列的强力支持，美国大使馆迁入耶路撒冷之举充满符号意义，却缺乏现实意义。未来走势如何尚待观察，但倘若朱特尚在，此时想必又会“开火”批评吧。
朱特的文章就是具有这样的特点，逻辑清晰，不留情面，读着痛快，又给你启发。比如对诺曼·戴维斯《欧洲史》的书评中，便对其从常识错误到历史视野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就戴维斯身为东欧、波兰史专家，在一部欧洲史的写作中，过度带入自己研究历史形成的波兰“身份感”而扭曲历史视角的方式提出了批评。其实，在朱特的这本作品集中，不管涉及的主题是什么，都体现了他的这种试图打破社会各领域思维固化的疾呼，从学术问题到社会问题，再到外交关系问题，他都试图跳出已有思维圈，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发现新的路径和办法。
正如该书书名所言，“事实改变之后”，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在该书的写作背景下，冷战结束了，巴以冲突加剧了，“九·一一”发生了，你还能抱着过去的想法故步自封吗？朱特告诉我们，不，我们需要调整思路，走入历史深处去追根溯源，进而走出历史恩怨，去开创局面。
朱特的写作风格非常锐利，直击核心，决不一团和气。正是这样的写作，体现着一位历史学家的思考、勇气和担当。
（责任编辑 ：欧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