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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意识与飞逝的诗意

2018年01月23日 07:19   来源:人民日报   吉狄马加

  《人间帖》:李瑾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李瑾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年轻一代中堪称异数,他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对历史传统如数家珍。其教育背景很有意思,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汉语言文学关乎“诗”,新闻与历史关乎“时”。其中新闻讲求时效和在场,历史讲究知识与经典。正如李瑾《人间帖》一书试图建构的宏大时间系统:古典与现代;时间、空间与人间;自然时令与生命意识;时间的密度等等。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时间通常是线性的,线性时间分割古典与现代。如《人间帖》的卷一是“春秋祭”。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春秋”的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意义正如古希腊文化之于西方文化;作为原典,经孔子编订的《春秋》更被刘勰推崇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在这里,李瑾所“祭”的“春秋”,是以春秋文化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祭”是带有仪式感的追念。以何种仪式?以对经典的阅读,如那些以“我读”“札记”“笔记”为名的章节。如李瑾在《桓公元年》所说:“此时/翻阅旧章我怀古怀得恰如其分。”可见,李瑾对“古典”的理解偏向于建立在经典基础上的知识体系与文化序列。

  不少学者认为,新诗的出现是古诗传统的断裂。“我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无法挽回/正如终点和起点相看两不厌却/保持着陌生的伤感”(《地铁书》)。《人间帖》第一首诗《关关雎鸠》呼应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开卷之作《关雎》。而作为现代诗,《关关雎鸠》的书写却表征《诗经》所开创的古典诗歌的终结。《人间帖》最后一首诗《地铁纪》写道:“不赞美不难过我和距离的僵持/总由裂缝前来弥合。”这令我想到莱昂纳德·科恩那句著名的“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断裂带来矛盾、不安与精神困境;也同时带来转机、活力与崭新图景。“地铁”这一意象又使我想到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庞德由中国古诗生发出“诗歌意象”理论,翻译过《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现代对古典的传承与反叛、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碰撞,其文化背景与象征意义或许已先设于“地铁”意象之中:我们是由古典走来的现代人,在文化的根部——或如诗歌所述,“一列地下铁带着我通往平静的生活”(《地铁纪》)。

  在《人间帖》中,时间、空间是互渗的,相较而言,更侧重空间的时间化。突出表现在卷四《山河辞》中。不消说,时间藏身于古迹之中,如“钟鼓楼下我们依旧和/光阴毗邻”(《钟鼓楼》)。“钟鼓楼下”,既是空间方位,也是时间位置。作为建筑文物,钟鼓楼见证了历史变迁。作为报时工具,钟鼓楼的功用就在于提示时间的“在场”,所谓“晨钟暮鼓”;甚而,提示某些严重的时刻,因为钟鼓楼本身兼有报警功用。此外,作者对山川草木的观照也饱浸时间意识。作者笔下,“山接受了所有的冬天”(《冬山》),“水车缓缓转动着木质的时间”(《减河》),“黎明高于山川”(《法海寺逢雨》)。“北方的平原比荒草更矮/春风离开山川均匀地吹拂着冬季”(《幽州帖》),从四方到四时,“北方”——“冬季”,唇齿相依。再者所谓“时日”,“日”的移动,常用来标志“时”的流转。时间的意象化本身即富于空间性,“夕阳略小/一遍又一遍和人间离散”(《群山远观,春风邀请树木坐下》)。“人间帖”的“人间”是上文所述的时间与空间发生的场域,核心是“人”。既包含具有主体色彩的生活、命运,又包括组织起来的社会与时代等等。

  总之,《人间帖》兼具完整的时间序列与精密的空间建构。其内容包罗万象,风格稳定、统一。以学问为诗的同时,又不缺少才华。在“人间”场域的统摄下,作者着力于“时间”这一文学中永恒而重大的母题,为时间立传,为光阴著史,呈现出写作史诗的雄心与笔力。作者选择组诗的形式而不是长诗,或许也如奥登所认为的,组诗可以从不同角度楔入,因而更具有表现力。或许可以称之为“空间布局对时间的便利”。阅读过程中,我内心常常生发激赏与咏叹。

  新诗已经百年,李瑾却很年轻,《人间帖》写出了某种时间和历史的厚重感,但我也期待李瑾再接再厉,写出比《人间帖》更好的兼具深度与分量的新诗作品。

  (此文为《人间帖》一书序言,序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欧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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