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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制度与教育

2017年07月13日 10:32    来源:中国经济网   

  当前时代最重要的主流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一个人,甚至使人变得平等。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申,这一点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之一。如今要想击败这种观点,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在这一点上,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论有着不同的观点。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轻松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人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其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害处会远大于益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犯罪率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了。社会最大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可能曾在学校的获奖名单上出现过。杰出的法官阿道夫·吉约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当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约为3000比1000。在50年的时间里,每10万居民中罪犯的人数从227上升到了552,即增长了143%。他和同事都注意到,年轻人犯罪率的增加尤其快,而在法国,为了这些人,免费义务教育已经取代了缴费制。

  当然,没有人支持过这样的观点:教育不会带来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如果方向正确,教育就算不能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人物,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提出了意见,他们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说到,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培养了许多学生。

  这种适用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的首要危险是,它犯了一个基本的心理学错误,认为智力可以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受这种观点影响,人们便尽可能强化书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都派不上用场,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诵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苦记语法或纲要,不断重复,认真模仿——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这些不幸的孩子表示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学校里学习必要的东西,但毕竟学习到了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译者注: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帝国在其存在的3个世纪中成为中欧最重要的国家。在它瓦解后它的组成部分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法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小国家。统治法兰克帝国的帝王出自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它达到了顶峰。在墨洛温王朝,从481年至752年,历时241年,其间有28位国王当政,按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每代国王死后,都由其儿子平分国土。567年,占据巴黎地区的长兄死后无嗣,其他弟兄三分其领土,渐渐形成了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及勃艮第三个王国。或动物分类等知识。但是这种教育体系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极力摆脱。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公务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子女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培养他们做公务员,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一丁点儿的个人主动性。这种教育体系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而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从而使另一些人无事可做。结果,它养活了前者,却把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低层到最高层,从卑微的职员到教授和长官,大量吹嘘自己文凭的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困扰。商人想找一个可以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代理人难上加难,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政府差事。仅在塞纳省,就有20 000名小学教师失业,这些人不屑于做农民或工人,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然而,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原注: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中国也一样被强大的官僚等级制度所统治。就像在我们国家一样,他们的官职是通过竞争得来的,唯一的考试就是需要熟练背诵厚厚的典籍。今天,大批没工作的文人已经成了中国政府的棘手问题。在印度也同样。自从英国人在那里开办学校——不像在英国那样注重德育,只是纯粹为了教当地人知识——“印度绅士”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因为得不到雇佣,变成了英国当局最顽固的敌人。在所有文人身上,不管他们有没有工作,这种纯智育教育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大大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这一事实我在《印度的文明》中着重强调过,而且所有造访过这个大半岛的作家也发现了这一点。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会设法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经验才能有力地证明,必须废除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实质性的教育,它能够劝导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都在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责任编辑 :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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