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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7年06月12日 11:05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中等收入陷阱”包括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三个“陷阱”。从世界上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到, 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只要应对得当,改革措施及时到位,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就没有其他类型的“收入陷阱”吗?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 就能保证此后不会再遇到“高收入陷阱”吗?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讨论和研究。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往往长期停滞不前,总在人均GDP 4 000~5 000 美元上下徘徊。因此,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 年)》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 Income Trap)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有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发展方式中的矛盾积存已久,终于爆发出来了,原有的发展优势渐渐消失了,它们迟迟不能越过人均GDP 12 000 美元这道门槛,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例如,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都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遇到了以下困难:

  第一,由于国内工资收入水平上升,这些国家无法同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某些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出口竞争中,比中等收入国家生产的同类商品具有优势,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更有吸引力。

  第二,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产品,它们的困难加大了,它们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第三,这些国家已经丧失当初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挺进时的那种艰苦拼搏的精神和斗志。一般民众开始更多地追求福利社会的成果,总希望政府把更多的资源用来实现福利社会的各种目标,否则就对政府不满,于是胃口越来越大,难以自拔。一般民众不了解福利社会主要在高收入阶段才能逐步实现。

  第四,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盛行。人们亲眼看到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滥用职权牟取私利等情况,他们的信心大大下降,官民矛盾激化,引发社会动乱。他们或者移民国外,或者消沉、失望甚至绝望,他们不再像当初创业阶段那样致力于经济振兴了。一般民众的消极、颓废、失望、绝望情绪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又一致命伤。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样出现的。在这里,不妨再做进一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即“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

  下面,分别对这三个“陷阱”做些探讨。

  避免“发展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一个“陷阱”是“发展制度陷阱”,要靠深化改革来避免。已经或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在它们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不一定经历了传统制度的激烈变革阶段,从而可能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特征,传统势力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仍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些特征和势力往往在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山区、边缘地区表现得相当顽强,它们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土地制度依旧保留着工业化以前的状况。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表现:

  一是传统的社会组织把持着土地,让土地的氏族共有性质长期不变,实际上农村的土地仍掌握在最有势力的氏族和家族长者手中,农村和农业尚未受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影响。

  二是农村和农业已经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农村中所发生的土地关系变化,表现为一些有势力的家族对土地的占有,从而形成了大地产制度或新建的种植园制度。大地产通常采取租佃制生产,佃户没有地产,沦为失地的阶级,而成为新建种植园的劳动者或者是雇工,雇工没有土地,他们靠微薄的工资为生;或靠在种植园内领得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作为工资的替代品。

  三是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经历过初步土地制度改革,农民曾分得一小块土地,但在市场经济中,农民中间发生了两极分化,土地兼并加紧进行,有些农民因种种原因,渐渐失去了土地,又成为无地的农民。

  无论哪一种情况,土地分配的不均和贫富差距的增大都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制度障碍”或“发展的制度陷阱”。

  除了土地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以外,“发展的制度障碍”或“发展的制度陷阱”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传统组织和氏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阻碍了市场化的继续推行,地方政权大多数受到这些势力的操纵,成为大地产主人或种植园主人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员成为大地产主人或种植园主人的代理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广大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难以建立。

  第二,这些国家中,传统社会的限制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大大低于城市的收入增长率。农村购买力普遍低下,造成内需不足,限制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行,市场化步伐相应地受到严重限制。第三,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财政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受阻,财政通常十分困难,只能靠增税来维持,而财政收支经常有巨大缺口,财政赤字无法弥补, 结果形成了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率低下交替的恶性循环。

  第四,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金融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金融业的发展通常是畸形的:一面是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是资本严重不足,高利贷盛行。造成这种畸形金融状况的制度障碍主要是金融机构或者被外资控制,或者被官僚和权贵们控制,民间金融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第五,在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还在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被严重阻塞了。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常比社会水平流动渠道更重要。这是因为,如果存在着居民迁移受限制的户籍制度。农村或集镇的居民不能自由迁往城市居住并在那里就业,其后果主要反映为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出现贫民窟或棚户区,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等情况。如果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则可以调动低收入家庭成员努力学习和工作,以及自行创业、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反之,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将会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产生消极的影响。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主要是制度性的问题,往往和垄断的存在、利益集团势力强大,以及社会上种族歧视、身份歧视、宗教与文化歧视、性别歧视等有密切关系。

  如何克服发展的制度障碍?如何避免落入“发展的制度陷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唯有通过“补课”,也就是改革传统体制,才有出路。这里包括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从制度上消除各种歧视。

  然而,深化改革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阻力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改革拖得越久,利益集团的力量就扩张得越来越广,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

  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例。如果在工业化开始前,或者在工业化刚开始时,对传统的土地关系就进行调整,使“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得以基本实现,同时采取立法措施保护农民财产,限制以强凌弱式的土地兼并,也许后来就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发展的制度陷阱”。如果在发展之初,采取土地赎买政策,让拥有大地产或大种植园的地主取得土地赎金而转投于工商业,后来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也不至于遇到那么大的阻力。然而,改革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以后再改革就会困难得多。

  何况,以后要深化改革,谁来主持这场改革?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和支持者是不愿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必然会因此受到损失。谁来主持和推进改革的深化呢?单靠少数有正义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力不从心,不可能实现这项任务,在激烈的政局动荡中,他们会很快被排挤掉,或者被逮捕、被流放国外,或者被杀害。如果单靠下层社会的穷人,特别是贫困农民来从事改革的深化,很可能酿成暴乱,实行极端的“均贫富”政策,甚至演变为一场内战,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只能使局势越演越乱。

  这就是这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刻教训。

  避免“社会危机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要靠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管理创新来避免。“社会危机陷阱”是怎样形成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贫富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和缺乏社会管理创新所造成的。

  在这里,首先要从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遇到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难题谈起。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业压力始终是存在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的青壮年,包括农村妇女在内,走出农村寻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早离开农村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人生活得到改善,会有示范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农村中青壮年男女向往城镇,不断走出农村,结果是求职人数超过城镇的就业岗位数,就业成为城镇不得不面临的巨大压力。

  同样的道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需求增大,财政支出增大,便有了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土地、原材料燃料供给紧张,房地产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又有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加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同国际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它们越来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所以无论从商品流通渠道看,还是从资本流通渠道看,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多种形式的通货膨胀相继发生,使发展中国家国内民怨沸腾,使公众不断增大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对执政党的不满。

  还应当注意到,如果发生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或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就会同失业交织在一起,形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滞胀”。“滞胀”必将使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受到打击,状况恶化,更重要的是使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愤怒、绝望,“社会危机陷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社会危机陷阱”的出现,造成社会动荡加剧,农村更加穷困,城市贫困人数增多,失业者增多,经济增长因城乡居民购买力下降而无法实现,因此政局会发生急剧变化,街头政治活跃起来,激进分子煽动大众起来推翻政府,并提出极端的政治主张。有钱人家相继移居国外。这时,任何想改革和发展的政治家都感到束手无策, 不知从何着手。这些发展中国家只得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无法自拔。

  就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而言,要迈出“社会危机陷阱”, 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然而,在“发展的制度障碍”刚出现时,尽管改革的困难已经比经济发展初期大很多,但只要政府的决心大、魄力大,仍有可能推进,而到了“社会危机陷阱”出现后,改革的难度就更大了。在“社会危机”影响下,政局已很不安定,再谈“改革中发展”或“发展中改革”,都使得政治家不知所措,通常转而以“自保”为第一目标。

  比如说,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利益集团的势力比过去强大得多,这使得想进行改革的人员左右为难,如果不想得罪穷人一方,就会得罪利益集团一方,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使双方满意,有时甚至会使双方都不满意,改革因此半途而废。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那些土地关系严重有缺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对现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但无论是住在农村的还是住在城里的大地主家族或大种植园主利益集团,全都反对土地改革, 甚至连妥协的、折中的土地改革方案也反对。这是发生“社会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最难解决的问题。

  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定要从解决三个问题着手,一是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二是改善贫困地区的投资条件和发展条件, 三是向贫困地区输入资本。但这三个问题都不容易解决。要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就必须增加投资;要改善贫困地区的投资条件和发展条件,同样必须增加投资。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贫困地区能不能依赖本地区以外、本国以外的资本输入呢?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必须有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必须有赢利前景,还必须有在赢利前景的吸引下愿意前来投资的企业家和愿意为企业家融资的金融机构。资本是不可能自动流入动荡中的贫困地区的。

  为了保证贫困地区各项改革措施能有效地推进,能维持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工作应有所改变。这通常是指在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和失业人数较多的城镇,推行农村和城镇社区的居民自治,采取各种化解民间矛盾尤其是地方贫富隔阂、官民隔阂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措施。对于民间的突发事件,要采取应对预案,早做准备,早做疏导,早进行化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对民间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很容易发生大的骚动,最后加深社会矛盾,甚至激发更大的社会冲突。加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往往同当地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氏族或家族矛盾、地方派系矛盾纠缠在一起。因此,民间酿成的社会冲突必须在刚开始时采取适当的对策,及早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

  避免“技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三个“陷阱”是“技术陷阱”,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经济停滞,摆脱不了困境,同技术上难以有重大突破有关,虽然它们认识到,如果技术上没有重大突破,缺少自主创新,缺少产业升级,缺乏技术先进的优势产业,人均GDP 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之间的门槛。然而,在这方面,它们往往无能为力。为什么?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必须同资本市场创新结合。如果缺少这种结合,这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已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要想在尖端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技术陷阱”。

  要知道,技术上要有重大突破,必须有尖端的科研和技术人才,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高端人才是远远不足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是由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通常缺乏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所以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被埋没了,受压制了。二是由于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和工作环境的影响,不少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才不愿回国工作,而愿意受聘于国外,留在国外长期不回。三是本国培养的人才也受到国外机构的吸引,不断流向国外。这样,高端人才的严重不足是很自然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高端技术领域和产业升级方面有巨大困难,还由于本国的资本市场发育不全。简单地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金融专业人才短缺,金融监督松弛,腐败丛生,投资者望而生畏,把创业投资视为畏途。

  这些国家的富人尽管拥有较多的财富,但从来都把不动产的持有看作是首要目标。即使从事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也一直把采矿业、建筑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重点,很少涉及风险较大和自身又不存在优势的先进技术设备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因为他们对这方面投资并无把握。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要依靠较完善、较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来为技术创新的开展与推广进行融资。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上所述,既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由于富人作为投资主体不愿涉及风险较大的行业,所以不仅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而且高端技术、自主创新、新兴产业也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富人作为投资者,太急功近利了,只想迅速获得暴利。如果股市看涨,他们常常带着投机的想法,大量涌入,徒然增加资产泡沫;一旦股市看跌,他们又匆匆撤离资本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发展中国家一直缺乏有战略眼光的、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的企业家。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几乎从不关心改善资本市场的现状,使得先天不足,后天又缺少对资本市场的关心和扶植,使资本市场未能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没有信心,就谈不上发展优势的创造

  这里涉及所谓“红利”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问题。

  “红利”,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比如,“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或称“体制红利”“制度红利”)都是发展优势及其运用所带来的结果。

  因此,“红利”的消失就是指发展优势的消失。无论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还是“改革红利”的消失,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都应当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原有的“红利”的消失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特有的问题。

  重要之处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须转变。如果原有的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换,那么在原有“红利”消失后,经济便会逐渐陷入困境。由此可知,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面临发展方式相应转换、发展战略重新制定以及产业结构及时调整等迫切问题。通常所说的经济转型正是这个意思。经济转型及时、顺利,“红利消失”这一关就闯过去了,否则经济将继续陷于困境之中,难以摆脱。

  可以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认识不到经济及时转型的必要性,如果只是留恋原有“红利”或优势而不愿尽力转型,那只会造成以下三个恶果:

  一是,继续发展经济的信心丧失了,认为既然原有的“红利” 已经消失,发展的优势已经不存在,那就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二是,由于信心的丧失,所以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将会纷纷撤走投资,或者把企业迁移到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结果,国内投资总额减少,使本国经济的发展碰到投资不足的难题。同时, 由于投资不足,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专业人才也随着流向国外。

  三是,由于本国实体经济空心化了,实体经济产业被投资者认为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大量资金转到了虚拟经济领域,使经济中的泡沫增加了,经济有可能陷入更深的陷阱之中。资产泡沫的破灭,也会使经济更加停滞不前,使以后的经济发展更加缺乏后劲。

  从“旧人口红利”走向“新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人力资源的存在而产生的发展优势及其体现。但人力资源的优势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会变化的。常见的情况是,在经济发展前期,一国或一个地区人力资源的优势表现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当时,有四个就业条件适合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运用,于是就出现了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这四个就业条件是:

  第一,国内自然条件适合于经营种植园,生产谷物、甘蔗、水果、棉花、橡胶等农产品,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大量存在,只要有人(无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愿意经营种植园,就不愁雇不到廉价劳动力。

  第二,国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金属、钻石、宝石、建筑用石料等,有人愿意投资于采矿业,本地廉价劳动力的充裕供给可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前期,在制造业方面主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轻纺工业、食品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需要廉价劳动力作为工人,对他们的技术要求不高。这样,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稍加培训就可以适应投资者的需要。除劳动密集型工业可以吸纳就业以外,大量个体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小贩的存在,也可以使劳动者获得就业的机会。

  第四,建筑业在这个阶段的较快发展,也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如修建公路、铁路、港口设施、住宅、商店、工厂以及其他公用设施的建设,都使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带来“红利”。

  上述这种“人口红利”都是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被使用分不开的。在发展前期,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丰富成为生产成本低廉的主要依据。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依靠生产成本低廉而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进而使GDP 逐渐由低收入阶段接近中等收入阶段, 再迈入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形势是会变化的。在那些逐渐由低收入阶段接近中等收入阶段和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会逐渐消失,原有的“人口红利”也逐渐随之消失。工资低廉不再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吸引投资者前来投资的独特的因素,因为又出现了一些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那里同样存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且他们的工资更低,生产成本更低,因而对外来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加之,有些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使收入已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多年以来忽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即不注意提高自己的劳动力质量,仍然提供廉价劳动力。这就使原来的“人口红利”减少了,最后消失了,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陷入经济停滞的状态。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怎么办?难道就此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失去了信心?信心丧失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一个对“人口红利”缺乏正确认识的问题。

  要知道,一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有适应于当时的人力资源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和“旧人口红利”消失后,熟练劳动力优势将取而代之,“新人口红利”将成为发展新阶段的特征,经济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而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已有先例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当有此信心。再说,当人均收入不断随经济持续发展而上升的时候,特别是当人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率越来越高以后,人口增长率一般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于是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和青壮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现象。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旧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

  “人口红利”的新旧替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坚定信心,争取早日创造“新人口红利”。

  措施之一是,增加人力投资,扩大职业技术培训,使工人的技术素质有大幅度提高。应当了解到,为什么当初劳动力廉价?这正与他们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低有关。所以给低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的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培训,通过增加人力投资而使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技术工人非常必要。

  措施之二是,让已经就业的和等待就业的工人有提高自身技术素质的积极性。这不仅取决于企业与职工双方都能认识到提高工人技术素质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而且也取决于企业与职工双方都认同工资应同绩效挂钩的重要性。如果职工工资不同绩效挂钩,只能导致许多职工认为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提高技术水平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就有碍于他们向上进取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

  措施之三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待遇是阻碍“新人口红利”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权利被限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受到身份歧视。在这种处境之下,他们刻苦学习的积极性也就逐渐消失了。

  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应当重视小微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对技工的培养所起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小微企业,是指自行投资、自主创业的小型微型企业,业主本人往往就是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 世纪70 年代,最早的蒸汽机、机器设备、铁路运输车辆(机车和载人载货车辆),都是前所未见的。它们是谁最先设计并制造出来的?主要是手工作坊的小老板或熟练手工工匠,如水车匠、钟表匠、磨坊匠等。手工技艺是家传的,或者是以师父带徒弟方式,师父手把手地教出来的。这样,久而久之,熟练工人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技艺会越来越好。兴办职业技术学校,那是后来的事情。直到现在,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但缓解了就业问题,而且还是大型企业的合作伙伴,为后者生产零部件。许多小微企业以自己的技艺为特长,生产名牌产品,也向社会输送手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包括为特定的顾客定做商品的独特的熟练工人以及修理汽车、摩托车、游艇与一些家用电器的能工巧匠。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转向“技工时代”的过程中,不要忽视小微企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

  从“旧资源红利”走向“新资源红利”

  “资源红利”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淡水资源、草场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发展前期,这些资源一般都比较丰富。以土地资源为例,那个时期可利用的土地数量一般都比较多,土地价格也相当低廉。这就是资源优势,其结果体现为“资源红利”。

  应该看到,这些也许是“旧资源优势”。除非个别确实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红利”会长期存在,否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某些资源会越来越紧张、短缺,一定时间以后,原有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会逐渐消失。

  “新资源红利”从何而来?新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来自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以及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在一个国家境内,自然界提供的资源一般说来总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无限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自智力资源、人才资源。增加开发、利用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投入,才能使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新的资源优势就形成了,新的“资源红利”也就产生了。

  比如说,在淡水资源严重不足的沿海国家,如果海水淡化的成本降低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又如,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沙地的改良、沙漠化的治理、草场牧草良种化等,都是有助于“新资源红利”产生的科研开发活动。

  在某些方面,新的“资源红利”往往是同新的“人口红利”结合在一起的。

  新的“资源红利”同新的“人口红利”相结合之处在于:没有大批科学研究人员、专业人才、熟练技工,就谈不上科技领域的新突破,也就不会出现新的“资源红利”。人才为本,资源优势才能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人口红利”相辅相成,谁都离不开谁。科研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的成长是新的“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也是新的“资源红利”产生的必要条件。

  正由于新的“人口红利”和新的“资源红利”都要依靠专业人才的大力培养,也要依靠庞大的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队伍的形成,因此,如果不建设新的、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如果不打通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水平流动渠道,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如果不重视教育经费在GDP 中比例的逐步上升,怎能使专业人才、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和壮大呢?

  为了实现更多的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突破,一是需要有更多的新发明,二是需要把新的发明应用于经济领域,使这些科研项目在经济中产生效益。前者靠发明家,后者靠企业家,这两种人才缺一不可。

  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发明家和更多的企业家,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成功的发明家队伍,加入成功的企业家队伍。成功的发明家,可能终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创新工作,也可能在科技发明之后从事企业家的活动,他们自己创业,成为出色的企业家。

  成功的发明家和成功的企业家的成长,都需要有合适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不在于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在于他个人的魄力、勇气和决断,而在于他成长在一个适宜于人们施展才能的制度环境中。那里有产权激励的体制,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有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于是在乔布斯的周围形成一支庞大的科研开发的团队,整个团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才形成了技术创新的热潮。

  于是就必然涉及“新改革红利”问题。

(责任编辑 :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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