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是留给天才去做的。”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信条经历了17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存活了下来。直到20世纪中叶，另一种立场——每个人都能够创造的立场——首次产生于对人脑的早期研究。
在20世纪40年代，人脑是一个谜。在那时，经过几个世纪的医学研究，人体的秘密已经被揭开，但无需活动部件就能够产生意识的大脑依然是个谜题。这儿有一个“为什么关于创造的理论要提到魔法”的原因：大脑作为创造的“王座”，是一个三磅重的古老且无法参透的谜。
随着西方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新的技术出现了。其中一个是计算机。这个机器的头脑似乎首次使理解大脑变为可能。1952年，罗斯·阿什比将这种理解大脑的兴奋整合进一本题目为《大脑的设计》的书中。他优美地总结了这种新的思想：
最基本的事实是地球已经超过20亿岁了，以及自然选择一直在不停地筛选活的有机体。因此今天的有机活体都高度精通生存之法，而这些生存之法之一就是要发展大脑。大脑这一器官在进化过程中一直都在发展。这是保证生存的专门途径。神经系统，还有一般的活质，本质上将被认为与所有其他物质相类似。不可能会召唤到什么“机械降神”。
简单地说：大脑不需要魔法。
一位名叫艾伦·纽威尔的旧金山人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他的学术生涯。被那个时代的活力深深吸引着，他放弃了之前要成为护林员的计划（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给鳟鱼苗喂腐烂的小牛肝），当上了一名科学家。接着，在1954年11月一个周五的下午，他参加了一个关于机械模式识别的研讨会，这次经历后来被他称为“转变经历”。他决定将其一生奉献给一个单一的科学问题：“人的思想是如何能够出现在物质宇宙里的？”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是由物理规律支配的，”他解释道，“而且我们现在已能够理解生物学为何能够和谐地兼容于其中。问题是思想为什么也能做到这一点？答案必须要有详细的信息。我必须得知道其中齿轮是如何当啷运行、活塞是如何活动的，所有的细节都要知道。”
当纽威尔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时，他就成了最先发现创造无需天才的人之一。在1959年的一篇题目为《创造性思维的过程》的论文中，他回顾了以往为数甚少的所有关于创造性工作的心理学数据，然后制定出了自己的激进观点：“创造性思维只是一种特殊的用于解决问题的行为。”他用学者们每当有重要发现时惯用的低调语气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当前可用的关于创造性思维与非创造性思维进程的数据显示这两者之间没有特殊的差异。光看那些过程描述数据，是不可能区分得出高度熟练的专业创新者和十足的业余者的。创造性活动似乎只是一类特殊的解决问题的活动，具有新颖性、非常规性、持久性以及问题公式化困难的特点。
这就是决定着天才与创造的开始。智能机器的制造迫使人们在思想的研究上达到新的严谨性。创造的能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人类大脑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功能——只要有标准的设备就能做到，不需要什么天才。
纽威尔并没有声称每个人都是同等地有创意。创新，像人类的所有能力一样，不同的人能力的范围有所不同，但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能够创新的人和不能创新的人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电网，将天才和普通大众分隔在两边。
纽威尔的工作发现和其他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作发现一起，破坏了创造力的神话。因此，下一代的一些科学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创造。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罗伯特·韦斯伯格，美国费城天普大学的一位认知心理学家。
人工智能革命的前几年间，韦斯伯格是一名大学本科生，在纽约度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前几年。后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在1967年担任天普大学的一名教职工。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为了证明创造是与生俱来的、普通的、所有人都做得到的。
韦斯伯格的观点很简单。基于纽威尔“创造性思维与问题解决是相同的”这一论点，他将其扩展为“创造性思维与一般性思维是相同的，不过其结果是创造性的”。用韦斯伯格的话来说就是，“当一个人评论说另一个人‘思想很有创意’时，他所指的其实是该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说过程本身。虽然有创意的点子和产品带来的影响有时十分深远，但是一个创新产生的机制却可能是很普通的”。
用另一种方式说，正常的思维是丰富而复杂的——丰富和复杂到有时可以产生非同寻常的或者说“很有创意”的结果。我们不需要其他的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点，韦斯伯格使用了两种方式：精心设计的实验和关于创新行为的详细案例研究——从毕加索所绘的格尔尼卡到DNA的发现，再到比莉·哈乐黛的音乐。在每个示例中，通过实验和历史相结合的方式，韦斯伯格演示了如何可以不凭借天才和想象力的巨大飞跃来解释创新。
韦斯伯格的文章虽然没有提到爱德蒙，但是他的理论却适用于爱德蒙的故事。起初，爱德蒙关于如何给香草授粉的发现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奇迹，但在他生命的尽头，费列欧尔·贝里耶-博蒙特透露了那位年轻的奴隶是如何解开那神秘的黑色花之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