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稿》 陈思和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徐雨霁
50多年前，张爱玲旅居北美，幽幽怨怨地在《红楼梦魇》的开头这般写道：人生“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未完”的发音是含混回转的，到底是一个带着文青味道的词，有点欲说还休的“闷骚”,却也有点似断非断的倔强。一般能在文章结尾写上“未完待续”的，若不是对自己的写作和读者群有自信，是断不敢这般“自恋”的。
可在陈思和教授的新著《未完稿》里，“未完”这个词就变得带着一股浪漫主义的“人文精神气”：一本已然成书完结的文学评论之作，所要面对和探讨的，是正在进行尚未完结、甚至可以说是当下正在生成的文学现象、文学问题乃至在一种史学层面上如何重构文学思维的挑战。对未完之文的坚持与对未竟之志的执着，恰恰是陈思和本人所谓的知识分子之“学识”与“担当”的写照。
在该书第一辑《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陈思和延续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对于现当代文学史分期以及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概述》一文从“新文学”“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三个概念来反思，在不同政治时代里，文学史是如何被写作的，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又是如何被处理的。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其理论体系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殖民”和“抗战”对文学文化的影响与分期的意义之外，那便是如何去理解“五四”文学的意义以及传统。
2019年恰逢“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五四”的论述再一次浮出了地表。我们当代对于“五四”运动的表述，并非在表述一个历史运动的本然所指，更是在建构不同层面上的“五四”能指。陈思和抓住了“先锋性”这个特征，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的先锋文化运动并置。这种先锋不只是一种文化的“转介”，例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对西方“先锋运动”的介绍，更是指涉了一种青春的“新人群体”。他们在2000多年封建帝制崩溃的土壤里，寻找到了主人感和民主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先锋向外表现为一种世界性的“叛逆”，那么其向内的先锋性就表现为对传统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和对批判者自身的否定反省。唯有如此的理解，鲁迅的伟大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开端的意义才可以经由“五四”被发现。
可是如何表述“五四”的先锋，这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更是一个“元问题”。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最大的价值不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迈入一个平民化发展的趋势，即将文化（尤其是文学的发展）不断地从高雅/知识分子转向了通俗/大众的手里（例如左翼文艺的“大众语”、延安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话语表述等），白话文运动最大的胜利恰恰是对口语化的白话的背叛，即“欧化语言”的引入。陈思和因此指出，以鲁迅“硬译”和其欧化白话写作（如小说《狂人日记》）所带来一种陌生的、新鲜的、甚至令人倍感拒绝的语言习惯和西化思想的表达，构成了新文学作家写作的现代思维之所在。
在我看来，陈思和最通透的写作当属其对文学作品的点评与细读。看他的评论，有骨有肉，字字淋漓畅快，生动之处竟会令我恍惚，这或许不是评论，而是带着诗性的创作。与此同时，陈思和对现代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打通，注定使得他的文学解读不仅有“史”的眼光和广度，更具备一种理论创生的自觉和深度。
本书的第二辑是关于当代文学的评述，主要集中在对关仁山、严歌苓与贾平凹这三位作家的作品细读上。尤其是关于严歌苓小说《芳华》的解读，可谓是本书里最为浪漫灵动的一篇评论。陈思和曾经说过，《芳华》不适合拍成电影，因为主人公刘峰不是一个青春的典型，他不是在寻找与观众读者的和解。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三个叙述者之间的差异视角，构成了影像无法容纳的张力。陈思和理解刘峰因爱而伸出的触摸，理解其人性深处的高贵仗义与本能的同情，理解其挫折的爱情与事业，理解其游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的肉体挣扎。他饱含着一种纯粹的热情来理解刘峰非神化的人性正能量与向上的善良，这个人物已经从严歌苓的笔下走到了陈思和的心里，成为陈思和的“刘峰”、生命的开花、人性的相知。
《新世纪以来四代作家简论》一文则敏锐地捕捉到了以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等为代表的“50后”作家与新锐“80后”作家之间的断裂与背叛。陈思和称之为“50后”的“中年危机”——当“50后”的作家群从“少年情怀”迈入中年创作成熟的高峰期时，“80后”作家却没有步其“后尘”，而是一头扎入了由大众狂欢式的新文化、市场经济与日益崛起的网络新媒体所奠基的新文学道路。还好，“中年危机”不是“中年油腻”，没有枸杞和保温杯的苟且。“50后”在创作上的“后继无人”，像是敞开了一个没有父辈压力的空旷的原野，任新生代作家野蛮生长，这何尝又不是一个“未完”的文学时代？
本书辑三所要去探讨的问题正是近十年来海外文学最有争议性的两个概念：“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和“（世界）华语/华文文学”。相比较其他学者在“华语语系”一词上玲珑剔透的理论打磨，陈思和从一个“情”之根源和“文”之传统的角度来定义“华语语系文学”的基本属性——“中华文学在全球的‘花果飘零’与‘文明传承’”。换而言之，在非中国（大陆）地区的汉语书写与中华文化的母体共建了一个平等的语言乌托邦。
与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徐学清对“世界华文文学”概念和“是否应该将在欧美第一代移民的华语作家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部分”的议题商榷中，陈思和提出了一个更具有建设性的术语——旅外华语文学——来缓解海外华语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紧张关系和爬梳海外汉语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旅外”指涉了一种向外漂泊与移动的方向，同时也暗藏了一个与中国之“根源”相互动的时空命题。正是如此，陈思和教授的“旅外华语文学”与王德威教授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恰恰构成了两个可以相互观照和对话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流动的“华语文学”与在世界变化中的“中国文学”将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性为范式的诠释中解放出来，进而打破了道德伦理、党派政治、国别身份对文学史编写的既定界限。
陈思和教授于文学的念兹在兹是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社会时代和身份意识的理想主义宣誓。他有意识地去反思大学的科研机制、学术史的政治脉络与中国文学的自身定位。他把学术的岗位作成了生命的承担。“未完”是未尽的书写与期许，如此想来，文学与人生的意义便是如此：在有限的时间长度里，来面向永恒与伟大。
（责任编辑 ：欧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