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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生活让人类拥有大局观

2019年07月31日 11:01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人类的进化史是一个令人迷醉的故事,无数人前赴后继地倾倒在它的魅力之下。人类进化史的丰功伟绩埋葬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只普通或者说平庸的非洲类人猿,开始在生活方式和身体形态上发生转变,借助于这种转变,它最终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直到20 世纪,我们才开始真正领悟到这个故事的华美波折,才发现曾经令这只类人猿面临死亡威胁的不确定时刻。

  大约在700 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还是同一个物种:一种小型的、普通的非洲中新世古猿。在最近的5000 年间,我们结束了这一部分的进化故事,人类成为唯一能够在地球上所有的陆地环境中定居的物种。从热带森林到北极冻原,从山地高原到边远海洋中的孤岛,你都可以找到人类的踪迹。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里,人类大脑的容量增大了两倍,我们的科技也从简单的石制工具演变成如今的数字奇观。我们直立行走、能说会道、创作大量的艺术作品,我们以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名义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了巨量的复杂系统。我们彻彻底底与猿类划清了界限。

  在这700 万年的时光里,人类大多数时候都并不孤单。远古的祖先们常常都要和与他们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分享共同的生存空间。这种古老的格局大约在10 万年前开始转变,彼时,与我们一样的现代人离开了非洲,并开始穿越旧大陆。更为古老的人种,如欧洲和亚洲西部的尼安德特人则被现代人所取代,最终灭亡。这批现代人同样也跨越了旧大陆的界线,并开始首次进驻澳大利亚和美洲。到了1.1 万年前,地球上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人类。从进化的角度上讲,智人只能孤军奋战了。

  很快,我们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物种。一方面,农耕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出现、文明的诞生和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植物的驯化为太平洋的遥远航行储备了食物,同时,对动物的驾驭能力使得人们得以穿越酷热与严寒交替的沙漠。而这些都发生在5000 年前。难怪在航海时代,欧洲人发现,各大洲都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此外,探险家一次又一次勘探智人生活的历史环境。当时,作为一个单一的生物学种群,智人通过种群内的交配繁衍生息。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仍旧背负着这700 万年的历史。将我们自身与类人猿的解剖结构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科学的洞见,这种洞见对我们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至关重要。遗传学的革命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我们开始借助于现代人和古代人的DNA 比较,来追溯我们祖先的谱系。人类祖先的骨骼、颅骨和牙齿化石,也因其所内含的进化信息而受到法医学的关注。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为人类科技的发展和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如饮食习惯和确保食物稳定供应的行为习惯等)绘制出了图表。所有这些努力,使得我们对自身早期历史的了解更为翔实和丰富。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三位笔者开始了自己的科学事业,当时关于人类进化的研究状况与现今有着很大的差异。那时只有很少的化石,利用科技手段来测定化石年龄的方法也尚未成熟,主要使用的是放射性碳测定年代法。探勘遗址和获取资料都很困难,而且花费颇高,直到1970 年,大型喷气式客机出现,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善。当时的计算机大到会占据整个地下室,并且必须要用穿孔卡片来编制程序。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触摸屏或者搜索引擎,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们所拥有的最奢侈的设备就是一台影印机,而把图像印在光面纸上的造价同样高昂。

  技术变革的速度以及有关人类早期起源新数据的建立速度,很容易就会让一个人眼花缭乱。与当下的成果相比,最初的努力总会显得细微而渺小。但渺小并不等同于微不足道。我们将在本书中向读者证明,所有精密科技的重大变革都在将我们引向人类由来已久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涉的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而在研究自身起源的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远古社会生活的意义。

  在本书中,笔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人类的大脑,或者更确切地讲,人类的脑容量,与基本的社群规模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联系。人类作为单一的全球物种,为何能够生存在里约热内卢这样规模的超大城市之中,并凭借着每日所吸纳的巨量信息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呢?这种联系就是我们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今日的全球公民从根本上说仍旧只是普通的社会人,其所贯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非常类似于5000~50000 年前的个体生活。

  这种社会生活的核心是,你的社交网络的规模存在着大约150 人这个数量的限制。“150”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罗宾·邓巴对此做了相关研究,并最终确立了这一数字。这一限度几乎是黑猩猩的3 倍之多,它也引出了一个人类进化学的问题,这种交友数量的增长是如何产生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再规避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限额是150 人,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生活在如此巨大的城市之中,并组建起诸如美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呢?

  我们在本书中的目标是追溯人类的进化之旅──从一个微小的开端到如今的主宰地位。我们的主要向导是心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当然,这其中也会涉及许多其他学科。我们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人类进化的过程,并阐明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是否存在着某种局限,它限制了我们所能够组建的社会群体的规模吗?

  如果是如此,我们的认知能力又是如何演进以应对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的,我们的社会形态是如何从微小的猎人团体演变为如今的超级大都市的?

  鉴于我们祖先的脑容量要比我们小得多,当我们讨论遥远过去的社会生活时,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们?

  是否真的有可能指明,原始人的大脑是在何时转变为人类的大脑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摘自《大局观从何而来》作者:[英]罗宾·邓巴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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