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主张经济学是实证科学者，认为唯有抽离主观因素，将实证知识资源从臆测中分离出来，才能免于流为空谈或政治的偏误，也才能与实际人生联结。而持反对经济学实证科学论点、主张回归人文精神者，也同样强调经济学应切合实际人生。为何目标相同，但观点却南辕北辙？由已故的经济学前辈夏道平（1907—1995）先生对经济学家的分类，可得知梗概。
夏先生依循哈耶克的分法加上第三类，而将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一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成三类： 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他说这三种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士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把他们统称为经济学家，但实则有显著区别。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雇于某人或某一集团，而为某人或某一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自身的利益。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我们可想到： 他的专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他无视于，至少轻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色色的主观意志表象。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观的存在，以及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利用工程学的知识，以这些物料预先做成一个模型（或出于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来建造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同样都是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人的行为所形成之公共经济事务。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起码应有以下的认知： 必须了解其所关心的“人”，与生物学家包括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的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 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能。
分工合作，和谐互动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人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会了争取自由的合适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自由，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作为主语的“人”是指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并非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的那样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并不只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那么，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行为往往受制于这个团队的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使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的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的系统的智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分散在社会的知识的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即便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所以非团队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扩大的基础。如果引用亚当·斯密（A. Smith, 1723—1790）的话，这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引用哈耶克的话，则是“自发的社会秩序”。
重视“看不见的手”，并不意味排斥“看得见的手”；尊重“自发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以“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是要强调看得见的手不应随意牵制或阻碍“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去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建构的社会秩序不应随意干扰或扰乱“自发的社会秩序”，只需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这些论点应用到经济领域，便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市场是自发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建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应尽可能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应随意干扰或阻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类
在这三种分类下，夏道平先生曾就迄1988年的二十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评论说，他们并非全都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甚至就他们的思路来说，有的只可称为顶尖级经济工程师，当然这些得主应不至于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个人认同夏道平先生的说法，也不否认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只是觉得诺贝尔奖的性质应该是非常特殊的，在经济学层面更宜向“思想”上具原创性贡献者授奖，也并非每年都非颁发不可，否则会拉低此奖的价值，甚至变得与其他一般奖项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当可惜了。
话虽如此，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者在其从事的领域都有突破性的贡献，至少会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这些得奖者为何会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与他们的家庭、天赋资质、成长环境有关系？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为者亦若是”？
约在1980年代中期，我对此课题就相当感兴趣，于是尝试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以了解并为文介绍。先在报纸上发表，而后在“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前瞻》季刊（现为双月刊）上，每年十月按时介绍，迄今从未间断。曾有学校老师和上班族朋友建议可以结集出书，2009年初有机会探询出版社的意愿，出版社催促我加紧脚步，于是上紧发条，将1969至1980年的十二届得奖者补上，这才发现并不轻松。虽然参考资料不少，但摘要浓缩再加上评论的工程浩大，迄当年年底才大功告成。
其间我曾自问：市面上已有一些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文书籍，为何还要再出版这类书？一来有的过于学术、僵硬；二来有的不完整；三来既有的都缺评论。所以，夹叙夹议、通俗化的本书应还有其价值。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读者在认识经济大师之余，能正确思考经济学的本质，而且能够不盲从、不信服权威，并试着领略“经济即生活”。此外，按照上文所提夏道平先生的三种经济学家分类，读者能否将这数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归类？能否指出哪几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哪几位是经济工程师，甚至是否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呢？我希望读者能在读完本书之后，对这些问题形成个人批判性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