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产生更大影响的,是当时在管理的推动下所取得的另一个进展——以培训的方式将管理用于体力劳动的组织。培训是战时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产物,它推动着世界经济在过去60年间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它让低工资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高效率的竞争者,同时保持低工资不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
亚当斯密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培养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工艺和管理技能,不管这种产品是棉织物还是小提琴,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没有掌握什么技能的农业人口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生产工人。为此,美国和英国的一些企业开始把“科学管理”(它是由泰勒于1885~1910年构建并在他的《科学管理》一书中加以阐述的)用于对蓝领工人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培训。他们对各种生产任务进行分析,然后把它们划分成一些单独的、不需要什么技能就可以完成的作业,以便工人迅速掌握。培训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后的韩国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成为这两个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管理在更多领域和制造业的更多方面得到了运用。例如,分权制使得一个企业能够同时具备规模大和规模小所带来的好处;会计从“簿记”发展为财务分析和控制;从1917年和1918年提出来的“甘特图”发展而来的计划编制用于战时生产的安排;通过量化手段把经验和直觉转化为定义、信息和判断的分析逻辑学和统计学,也用于战时生产的安排;市场营销学因为管理概念在分销和销售中的应用而诞生。另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美国一些管理先驱,包括羽翼未丰的IBM公司的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西尔斯公司的罗伯特伍德、哈佛商学院的埃尔顿梅奥,等等,就已经开始质疑当时制造企业的组织形式。他们得出结论,流水线是一个短期的妥协,因为流水线虽然生产效率高,但是由于缺少灵活性,没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甚至没有充分发挥工程技术的作用,因此在经济上并不划算。他们这些思考和随后开展的实验,最终导致“自动化”成为制造过程的组织方式,导致团队合作、质量小组以及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成为人力资源的管理方式。所有这些管理创新都是把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的结果,也就是用系统和信息代替臆测、体力和辛劳的结果。用泰勒的话讲,每一项创新都是用“做得更聪明”代替“做得更努力”。
这些变化的强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显现。自始至终,德国人在战略方面都出色得多。他们的供给线短得多,因此只需要比较少的后勤部队,就可以在战斗力上与对手抗衡。然而,最终取胜的是盟军——取胜的原因就是管理。美国的人口只有所有其他交战国总人口的1/5,参军比例基本持平,但是美国所生产的军用物资比其他所有参战国之和还要多。美国还设法把这些物资运送到遥远的前线,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非洲和西欧。因此,战争结束之后全世界都开始关注管理也就不足为怪。或者说,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显著不同的工作,一种应该加以研究并且发展成一个学科的工作——这在战后经济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每一个国家都已成为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开始不再认为管理只是企业管理。它关系到组织中知识和技能迥异的每一个人的努力。它必须运用到所有的社会机构中,例如医院、大学、教堂、艺术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等,这些机构的发展速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超过企业或者政府,这是因为,虽然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者必须管理志愿者和筹集资金(这是让他们区别于营利性机构管理者的两项任务),但是这两类机构的管理者的许多责任都是相同的,其中包括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目标、开发人员、衡量绩效以及对组织的服务进行营销。简而言之,管理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管理》)
（责任编辑 ：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