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哲学》，李拯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2018年即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国时刻”，必然会诱发国内外思想者的想象力去探索这一历史事件的世界意义。本书作者将其归结为“包容型智慧”，我高度认同，认为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用我的说法就是“坚持方向，混合至上”。师生在同一个频道上思考问题，为师者倍感欣慰。
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方向是过去、现在的指南，同样应该是未来的方向。须知，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都走向了美国式的政治道路，它们能发展吗？民生状况又如何？看看我们的大邻居南亚、东南亚就知道了，更别说永不安宁的很多非洲国家了。菲律宾是按照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建立起来的，菲律宾还是它自己；印度是按照英国议会制建立起来的，印度也变不成英国。反事实法告诉我们，中国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方向而改旗易帜，西方俱乐部只不过多了一位不能发展的大号成员而已，这个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单调、没有竞争性、没有活力。问题是，“西方俱乐部”自身都遭遇大麻烦，宣称“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几乎变成了孤立主义者，美国人所骄傲的“软实力”正在大打折扣。中国自身的成就、非西方国家的无效治理以及深陷麻烦之中的西方，都昭示了中国方向的正确性。
在坚持方向的前提下，天生具有实践理性的中国人推行了混合至上的大变革，什么好用什么。一般说来，某种思想或政策只是体现了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极端化的思想和政策最终都会“独木难支”。1929年大萧条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中国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改革开放前纯粹的计划经济导致了经济困境。原因何在？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人群可分为左中右；在利益上，人群的层次性更多，任何纯而又纯的政策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群的观念和利益需求。就是在这个常识意义上，政策必须是混合型的。其实，中外先贤都曾多次告诫我们这样的智慧，中国人讲究的是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古希腊智者讲最好政体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型政体。
20世纪几乎是一个忘记常识的百年，包容性、混合性都被置于脑后。好在中国有了伟大的邓小平，他提出的“猫论”具有最典型的问题导向、实践理性，在此指导下的改革方案和公共政策也自然具有包容性、混合性。就经济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混合型体制和包容性理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少有创新、没有富裕；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公正性所导致的社会分裂，这就需要以公正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政策去引导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体现着中国人善于驾驭矛盾复合体并进行优势互补的包容性能力。
包容性、混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40年改革是对既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冲击，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对中国实践抱有敬畏意识，因为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中国改革成就。比如说，如何计算政治发展能力（包括把握政策方向的能力、中长期经济规划能力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又比如，如何衡量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要知道，在世界经济史上，正是社会结构平等化的英国、美国率先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实现有效发展，正是因为深深地受制于其世袭制的土地制度。
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属于资本、劳动或技术，而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架构，是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40年的经济成就时，就不能忽视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的推动作用，需要用一种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包容性视角去观察研究。包容性的实践，需要包容性的审视，也需要包容性的思考、包容性的建构。
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时刻”带给世界思想界的挑战，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开放的思想空间，任凭各路思想豪杰去竞技。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崛起，都会带来人类思想观念的更新，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中国时刻”带给世界的正是这样一个“思想的机会”。李拯的《中国的改革哲学》无疑提供了一个有竞争力的解释框架，一份献给“中国时刻”的思想大礼。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欧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