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咖啡岁月》
《听闻：咖啡岁月》是著名摄影家阮义忠的全新摄影、文化散文集。书中，作者从他在“小镇青年”时代养成的喝咖啡习惯说起，回顾在台湾各地咖啡馆所亲历的往事，记录自己遍访欧洲时所遇见的风格迥异的咖啡馆文化，介绍冲泡咖啡、鉴赏咖啡的经验，妙趣横生。阮义忠的作品以人文纪实为主要风格，作品被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等著名机构收藏，被喻为“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
约会在圆顶
造访巴黎时，我总喜欢和人约在蒙帕纳斯的圆顶咖啡馆见面，离地铁站出口不远，从没去过也很好找。它是一家有年代、有故事的咖啡屋，1898年创立，20世纪初聚集着一批又一批“制造、传播、交换小道消息”的作家、艺术家和收藏家、经纪人。每张咖啡桌几乎就是一个决定画家、雕刻家和文学家前途的市场。
当年的穷艺术家，在这儿花上一个法郎便能享用一顿美味的图卢兹香肠杂炖。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晋身米其林一星级，以海鲜料理闻名。
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次约会。1990年8月我到法国摄影博物馆参加“人与土地”摄影展开幕，初次踏上花都，特别请老友刘俐与她的夫婿赵克明帮忙约赵无极夫妇见面，因为赵夫人弗朗索瓦丝·玛盖是巴黎现代美术馆的摄影部掌门人，主导收藏了我《人与土地》系列的12张作品。那是我的照片第一次被外国机构典藏，倍感荣幸，总觉得应该慎重地当面致谢。
傍晚时刻，我跟着赵克明、刘俐依时抵达圆顶，只见赵无极先生已经先到了，独自坐在靠门的位置，衬衫笔挺，一派悠闲，银灰色的发丝梳得服服帖帖，尽管已有岁数，看起来却是精神奕奕、十分谦和。他非常用心地听我说话，还拿起即将展出的“人与土地”摄影展目录翻看，温柔地表示喜欢：“我有很多摄影界的朋友，最有名的就是布列松。”
我当然看过布列松拍的赵无极肖像，可最喜欢的还是女摄影家丹妮丝·科侬于1952 年所拍的他与第一任太太谢景兰的合影。30出头的赵无极唇上两撇稀疏的小胡子，托着腮帮子直视镜头，年轻的妻子是侧面，一袭缎面旗袍，在他身后握着空空的木头画架。赵先生在世界画坛的地位不用多说，年龄长我一大截，彼此的交集也不多，会如此耐心地陪着我等他的夫人，让我感受到极大的温暖。
玛盖女士一出现就把我给吓坏了，她头发蓬乱，穿着随便，丝毫不掩饰对在场每个人的不耐烦，包括自己的丈夫。我站起来跟她握手，请刘俐帮我翻译，真诚地表达谢意，没想到，刚碰到指头她就手一松，看也不看我便一屁股坐下：“不用谢我，这是你自己的本事！”
她话一出口，我就再也接不下去了，看着她拿起展览画册：“法文翻译得还不错，我看过的大部分中译法都找得出一堆错字。”赵无极用法语跟她说了两句，她大剌剌地回了一句。刘俐告诉我，夫人很忙，不能久坐，马上要走。
刘俐是很好的翻译，同步让我知道对话内容。赵先生显然是想重启话题，夸我的作品好，但影像周围的黑框他比较不习惯。“这是自布列松开始的严格自律，表示照片没有经过任何裁切，你们画画的不懂！”玛盖劈头一句，语气就像训小孩的老师；刘俐大概是见怪不怪，我却尴尬得不敢抬头。玛盖又咕哝了两句，起身离开，赵先生则是多待了一会儿才告辞。
原来还想好好替他拍张照，可气氛实在不宜。整个经过虽没留影，却像照片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留下用餐，赵克明、刘俐点了好几道美食，包括著名的海鲜盘。我却因为之前的极不自在，或许还由于第一次吃生蚝，竟然浑身发冷，跑到洗手间上吐下泻，直到一杯热咖啡下肚，才恢复正常。
两年后，我办了《摄影家》杂志，经常去欧洲洽公、邀稿，到巴黎时总会与人约在圆顶咖啡见面。在那儿的露天座椅上，我跟《摄影家》杂志的英国编辑布莱恩·坎贝尔、瑞士编辑丹尼尔·史瓦兹都有过难忘的欢聚。
圆顶的咖啡如何，我还真想不起来，就是浓浓的espresso，味道不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还得再提一遍，在花神、在圆顶，咖啡绝不是唯一的诱因。让人陶醉的是巴黎风情，令人回味无穷的是那文学、艺术的黄金年代。
小王子在“大阳台”
有好几年，我跟老伴都会趁暑假去图卢兹。法国友人杜老爹总会帮我们订市政府广场边的“大阳台”旅馆，强调这家旅馆虽然老旧，却是传奇所在。图卢兹是欧洲航空产业基地，也是空军据点，“大阳台”当年顶顶时髦，飞行员们最喜欢来跳舞，喝酒，喝咖啡。但说实在的，当年觉得去住过一次也就够了，因为设备陈旧，床也失去了弹力，一躺就陷进去。楼梯、走廊都是暗沉沉地，眼睛仿佛嗅得到霉味。唯一有趣的是，大堂墙面、柱上挂着许多飞行员与座机的合照，肖像也不少，个个英姿焕发，露着慧黠的微笑，仿佛在对我们说：“‘大阳台’不如从前啰，当年我们吃得可好了！”
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大阳台”就是飞行员的家。晚上大伙儿在厅堂跳舞、喝酒，疯够了便趁三位女老板不注意，偷偷带女伴回房间。其中一位法国贵族的房间号码是32，但喝多了就会睡在朋友的浴缸里。他不但是邮政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还是作家，在此期间写了《南方邮航》《夜航》等书。十多年后，他写的《小王子》成为世界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被译成250多种语言，迄今已售出两亿多册，还是少数被译为拉丁文的现代图书。
安托万·圣–埃克絮佩里是1927年加入邮政航空的。二战期间，法国被纳粹占领，他暂居美国两年，完成了《小王子》一书。1943年，《小王子》出版才几个星期，圣–埃克絮佩里就参加了自由法国军，用热诚感动了指挥官，让超龄的他驾驶战斗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1944年7月31日，他开着飞机一去不返，年方44，飞机残骸直到2003年才被发现。
“大阳台”经过翻修，于2008年重新开张，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化的五星级酒店。知道重整消息后，特别想再回到从前的“大阳台”，去看看圣–埃克絮佩里的照片，遥想他与女伴翩翩起舞，在书桌前捧着一杯黑咖啡沉思。
年纪愈大，就愈能体会《小王子》中最著名的句子。狐狸说：“人只有用自己的心才能看清事物，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在瑞士的三种咖啡滋味
食不知味，有时不是料理欠佳，而是情绪不好。咖啡也一样，时间、环境都对，心情也好，即使质量一般也可口；反之，可能变得难以下咽。
1993年夏天，为了采访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瑞士文化杂志《Du》，我千里迢迢到米兰与我们的法国主编法兰克·霍瓦会合，再一起前往苏黎世。《摄影家》杂志刚出版了《意大利专号》，其中多位作者住在米兰。我将名家们的制版原稿亲手带去归还，费南多·希也纳特地在家中设宴欢迎。人人夸奖这本专号编得出色，负责邀稿的法兰克相当沉醉。
大概是冲昏了头，前往苏黎世的路上，他的姿态开始高了。《Du》杂志对提升摄影地位贡献良多，因此我想作一期专号向他们致敬。法兰克却始终唱反调，认为何必向一本仍然存在的杂志献花，再者，他们已出了600多期，怎么筛选作品？
几回下来我不禁火大，告诉他我已做好万全准备，在欧洲二手书店把《Du》每年献给摄影的专号全买齐了，从大师们的作品着手就行：“你什么也不必管，只要跟我去采访总编辑就行了！”
与《Du》总编辑迪特·巴克曼约会的前几小时，我们和法兰克在下榻酒店早餐。我端起热咖啡，正想聊聊采访提纲，他却蹦出一句：“你还没说服我为何要做这一期，我决定不做采访！”
我差一点跳起来，按期付编辑费，此趟差旅费也出了，他却在最后关头来这么一招……脑筋一片空白，我把咖啡一饮而尽，别说没滋没味，根本就像喝了一肚子气。若在平时早就骂人了，但此时此刻只能强压怒气，挤出几个字：“好，没关系，我们自己来！”
结果，我在老伴的同步英文翻译下，做了这辈子最满意的采访之一。
巴克曼对“文化”的定义好极了：“人人都有离世的一天，文化就是我们在死以前对生命的憧憬。”《向Du杂志致敬》专号销量相当好，还激发了《Du》制作大型摄影巡回展“So Many Worlds”。
逗留瑞士期间，我还尝到了另外两种咖啡滋味。去造访《Du》杂志的首任艺术总监艾米尔·修特兹时，才发现早年影响过我的摄影集《中国》（1966年出版），作者正是他！
才丧偶的修特兹住在山中木屋，对我们来访极为高兴，讲了许多故事。他原来只担任美编，会拿起相机完全是意外。二战后，心理学家荣格写了一篇关于回归清平生活的文章，特别难配图，几位摄影师提供的作品他都不满意。有天修特兹在家里厨房，看到阳光刚好照在陶盘里的一颗马铃薯上：“天哪，这不就是清平生活的最佳意象吗？我立刻拿相机拍下来，结果大家都喜欢，从此便开始摄影！”
那年修特兹80岁，忙着搬各种书籍、资料出来，还非常专注地用铝制八角摩卡壶为我们煮了咖啡。此壶烹制的浓缩咖啡特别强烈，配上一碟薄饼干，每一口都喝得出温暖情意。风景如画，空气清甜，我敢说，除了肺，连我们的心、我们的肝都在笑！老人三年后弃世，真庆幸与他有过那个难忘的下午。
丹尼尔还陪我们造访了坐落于日内瓦湖畔的洛桑爱丽舍摄影博物馆，湖大得像海，看不到边，还有阵阵浪花。
在展厅与办公室之间的转角处有张台子，上面放了个类似饮水机的玩意儿。“这是刚推出的胶囊咖啡机，要不要喝喝看？”丹尼尔见我满脸疑惑，从旁边纸盒拿出一个像果冻包装的东西安在机器上，按个钮，咖啡色的液体便汩汩流出。
“这能喝吗？”我心里嘀咕，没想到一尝之下，竟跟高手现煮的espresso 同样醇美，上面也有厚厚一层油脂！咖啡粉的粗细、分量，水的比例、温度以及烹煮的压力都被设为参数，杯杯质量一致！丹尼尔边喝边皱眉头：“虽然好喝，却太不环保了！”
我只去过瑞士一次，却在那儿尝到咖啡完全不同的三种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