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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事于理 情理交融

2018年04月17日 06:47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郑其岳

  《历史的刀锋》和《千古大变局》是曾纪鑫创作的两部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历史的刀锋》主要选取古代社会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十一位典型代表人物,将他们还原到当时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中,用现代的意识进行观照和比较、透视和研究、描述与反思。《千古大变局》则以晚清影响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为载体,叙述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所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从而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多侧面乃至全方位的探究与思索。

  纵观这两部时间相续、体例相同的作品,我认为最大的特色就是充满理性思维,其中剖析的辩证、议论的深刻以及文字的灵动,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以纪实为主的历史文化散文,挖掘哲理、体现思想,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顾名思义,要书写历史文化散文,熟悉历史、研究历史是必备的前提,曾纪鑫在这方面无疑是行家里手。

  在《曹操:面临历史的双重改变》(《历史的刀锋》)一文中,关于曹操因多疑而误杀好友吕伯奢一节,作者就列举了三种不同的版本。除了一般人熟知的《三国演义》外,他还从《魏书》《世语》《杂说》三部书里查出不同的资料,旁征博引。在他诸多散文中,不论是引经据典,还是选取细节,都可以看出他作为学者的博览群书。与此同时,作者在汪洋恣肆的挥笔中,并不拘泥于历史,也不在故事情节上绕圈子,一味地重复和人云亦云,而是以独特的第三只眼,也即心灵的眼睛,发现新的东西,并通过辩证对比和逆向思维等手法,庖丁解牛地层层推进,将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处处闪烁着理性的韵味。

  曾纪鑫的散文,常常独辟蹊径。在《董仲舒: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历史的刀锋》)中,作者改变了一提到儒家,言必称孔子的习惯,指出了董仲舒的巨大作用:“‘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驾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绩当属董仲舒一人。如果没有他的明确建议,汉武帝推崇儒家,也不会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对方于死地——凡与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罢黜,一个个斩尽杀绝,要说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毕其功于一役的董仲舒外,还能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吗?”以政治干预学术,比孔子从学术到学术要有效得多,直截了当得多。

  诚然,如果文章一味理性化,似乎会略显骨感,而缺少血肉。实际上,抽象可以寓于形象之中,从而增强吸引力。如曾纪鑫在《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千古大变局》)这篇文章中写道:“慈禧的一生,从出生到老迈直至七十三岁病逝,总是笼罩在诸多朦胧而神秘的色彩和谜团之中,正如垂帘听政时躲在布帘背后若隐若现的身影,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却又难窥其人,难睹其面。”以听政的帘布为意象,寓意慈禧的神秘和狡诈,有理性的内核和感性的外衣,可读性强又引人思考。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有首诗,题目就叫《疼痛的精确性和欢乐的模糊性》。我对这个说法非常认同:疼痛的确像是最先进的激光制导导弹,可以准确地击中目标。曾纪鑫怀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书中不论是剖析人的劣根性,抑或是论述一个时代的悲剧,语言无比犀利,往往能击中要害。在《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千古大变局》)中,针对袁世凯的人生悲剧,曾纪鑫写道:“严格说来,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各种动物,还有植物的共同努力,多方合谋,迫使袁世凯走了一步‘臭棋’。只因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步棋,所以连‘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从“臭棋”到“翻盘”都是弈棋术语,既相互对应,又准确到位,会触动人们思索的神经。

  作为一位富有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曾纪鑫在哲思睿智的抒写中,能够析事于理,融理于事,议论精辟,描写精彩,融故事性、趣味性、哲理性、文学性于一体,无疑达到了雅俗共赏和耐人寻味的效果。


(责任编辑 :欧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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