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张旭

　　“剑桥政治思想史”系列纵论西方政治思想，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覆盖古今，声名卓著。整个系列的最后一卷是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概览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的论著本就不多，论篇幅(七百多页)、体例(五大板块、人物小传、主题索引、人名索引、参考文献)、专家阵容(以英国学者为主)和出版社品牌(剑桥大学出版社)，这本《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是同类著作中当之无愧的翘楚。本书虽定位于入门指南的级别，但由于有不少大牌学者操刀著文，因此整本书保持在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准之上。整本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和信息量极大，人名、著作、观点、术语密密麻麻、连篇累牍，而两位译者(任军锋和徐卫翔)　专业知识过硬，译文信达精准，译笔流畅自如，充分保证了这本著作的品质，每个对政治思想以及西学感兴趣的学生和学者都值得拥有一册。

　　写二十世纪思想史首先是断代问题。这本书采取的断代标准有四个：一个是十九世纪后半叶1880年以来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兴起、帝国主义鼎盛时期，一个是两次世界大战，一个是冷战时代、去殖民化和帝国的崩溃，最后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保守主义的复兴、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及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个断代标准显然是采用了世界史通行的标准，并无新意。

　　写当代思想史其次是体例问题。这本书以思想主题为主，以人物流派为辅。而各个主题又分别被划分在四大板块之下，即自由民主、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新社会运动四大板块。国内最近十几年来兴起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主要集中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块，这部分内容都在第一个板块之内。除此之外第一个板块之内还包括了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等，这几个相互重叠的政治运动虽然充满争议且负面意义居多，但它们对建构二十世纪全球秩序以及我们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好的坏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些政治主题理应继续为我们学界所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有研究，这些大体上都囊括在第二个板块之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各种西学新潮追逐不懈，三十年来虽然没有完全摸透各种新潮，但大体上都有了解。这些就是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内容。第三部分囊括了尼采、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等现代思想人物，也涉及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思想流派。第四部分则完全是八十年代以来新兴的社会运动，如和平主义、女性主义、身份政治和绿色运动等。

　　不过，对于那些想要在《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中寻找到儒家或中国思想的人，这本书可能会令人失望。因为这本书虽然留出一个板块专门讨论了非西方的政治思想，但其中一篇是伊斯兰政治思想，另一篇讨论非西方政治思想，其中有关中国的文字以及有关印度的都还不及有关伊斯兰的一半多。显然，西方人那种典型的非西方“有政治但没有政治思想”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潜意识中他们恐怕还是认为，非西方在创造新的政治领域、政治运动和政治观念方面缺乏活力，要么仍是落后的专制社会或转型社会，要么不过是被动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已。当然，如果我们有人也这么认为的话，那么这本书对他来说也算是一本不错的“西方先进政治思想”的全面指南了。

　　由各个领域的专家所完成的一卷政治思想史，虽然集众人之智慧，但终究缺乏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视角。对这本书最好的阅读方式就是把它当作一些政治思想的主题的概论、导读、手册和指南来读，而不要将其严格视为“政治思想史”之作。除了年代的次序之外，这里面没有真正的“政治思想史”的各种要素。作为主题导读的荟萃，这本书倒是有不少精彩之作，值得一看。比如，《个人主义》《权力》和《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这三本书的作者、牛津大学的卢克斯教授为全书所写的结语　《二十世纪总体的两分法》，在这一章(第二十八章)里面卢克斯探讨了二十世纪的左派和右派各自的谱系，尤其是晚近十年里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左派各种矫正方案的式微。由于西方穆斯林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取代了欧洲犹太人问题，成为整个当代世界政治的焦点，因此，这本书也给了伊斯兰政治思想以一章独立篇幅。伦敦大学教授伊斯梅尔所写的　《伊斯兰政治思想》　显然是她那本深受好评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再思考：文化、国家与伊斯兰教》(2003)的精简版本，该文介绍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德·里达、拉兹克;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人物伊克巴尔、贾拉勒·艾哈迈德、班纳、库特布、阿里·沙里阿提、霍梅尼，以及批判性的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杜迪、穆贾赫迪-沙贝斯塔里、索鲁什、哈桑·哈纳菲、阿尔昆、贾比里、齐马尼、阿卜德·卡里姆等。伊斯兰传统与现代性、宗教与政治、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以及本土性的复兴与西方化的批判这些基本的主题一直贯穿于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潮之中。宗教原教旨主义、现代主义、调和主义的弱点和弊端都显而易见，相比之下，“批判性传统主义”正成为较为深刻的文化政治方案。中国人处理古今中西之争问题，这些也都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整本书中对于我们来说最熟悉的板块莫过于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种种”。“第二国际”和“俄国革命”两章并未超出我们已掌握的国际共运史的水平，而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权威麦克莱伦主笔的“亚洲的共产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介绍，可谓浮皮潦草、不得要领，正如他写的另一章“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充满陈词滥调、了无新意。基尔南尼所写的“法国马克思主义”一章倒是非常简明扼要清晰明白地勾画了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该文最后一部分以“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垮台”结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所遭受的最有力的冲击并非来自格鲁克斯曼、亨利-列维这些自称“新哲学家”的人的攻击，而是来自孚雷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对革命观念的批判。托克维尔的复兴以及法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兴起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大半个世纪的历程。

　　除了马克思之外，另外两个经典社会学家韦伯和涂尔干的政治思想也得到了重点讨论。帕隆博和斯科特合写的《韦伯、涂尔干和现代国家的社会学》　可以说是这本书中最精彩的一篇。两位作者的切入点是“现代国家社会学”，从二人对国家、民族、市民社会、资本主义、民主的立场来看，他们断定二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反对向后看的反现代主义的保守派和向前看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韦伯继续并拓展了民族建构、国家事务以及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途径，而涂尔干则预见到了今天有关公民身份、民主制以及宪政爱国主义的审议模式”。尽管韦伯对本尼迪克特、盖尔纳、吉登斯、迈克尔·曼、波齐、佩里·安德森、小巴林顿·摩尔、蒂利、斯考切波等两三代政治社会学者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但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世界政治的发展使得韦伯的外向性的民族主义和竞争性民主的“政治现代主义”的方案不断遭受质疑，而涂尔干的“内向性的世界主义”方案则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思想活力，与形形色色的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审议民主、地方参与民主、多层次治理民主等潮流合流。

　　本书除了介绍了英美相继流行的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所谓的“新政治科学”以及当代分析政治理论(包括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阿玛蒂亚·森、沃尔泽、桑德尔、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政治理论之外，也给予了非政治理论和时代思潮以很大的篇幅，比如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以及由尼采和海德格尔开启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主编的理由十分充分：这些思潮虽然并不直接关涉政治主题，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深刻影响了时代的精神状况和社会运动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产生的影响甚至还要超过纯粹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本身。实际上，和平主义、女性主义、身份政治和绿色运动，就更多地受到这些时代思潮的影响，而非哪种政治理论的影响。在这些新社会运动中，晚近三十年出现的身份政治或承认的政治或政治多元主义是势头最为强劲的一个，因为它广泛地涉及了男人与女人、异性恋与同性恋、移民难民与原住民、基督徒与穆斯林、阿拉伯人与西方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文化多数派与少数派、强国与去帝国去殖民地区、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一系列自我身份与他人身份的剧烈变迁，因而它逐渐取代了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阶级斗争、地缘政治冲突、文明的冲突等政治斗争和政治冲突的模式而成为主流。詹姆斯·塔利在第二十四章中勾勒了要求承认身份差异的三种类型，并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深入讨论了承认政治的主体和协商的程序和规范性问题。

　　政治思想史的写作不同于其他学科知识的写作，其本身必然带有种种来自历史处境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和视角，而且，越是深刻的政治思想的著作就越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不过，《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这一卷由于是三十位学者合著，各位作者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又并未定于一尊，因此全书整体上保持了话题广泛、持论多元中立、文献丰富、以学术态度论政治的特色。对于那些想要在广度上而非深度上全面了解二十世纪西方政治思想源流和各种议题的读者来说，由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的这本剑桥史无疑就是最佳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