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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高峰的启示

2017年12月12日 07:31   来源:人民日报   程正民

  俄罗斯文化哺育了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和魅力在于它同时代、同人民血肉联系;在俄罗斯作家笔下,现实的关怀、人道的情怀以及俄罗斯的白桦、草原和伏尔加河是水乳交融的;俄罗斯作家在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时,始终没有离开社会历史的迫切问题,在关注社会历史的迫切问题时,又始终以关注人和人的命运为中心

  19世纪俄罗斯文学毫无疑问是一座文学高峰。高尔基写道:“在欧洲文学发展史上,年轻的俄国文学是一种惊人的现象……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俄罗斯文学以其独特的社会批判精神、深厚的人道情怀和迷人的艺术魅力,对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产生独特影响。今天,当我们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人们热切期盼中国文化繁荣到来。此时,认真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特品格和价值,深入探索其繁荣原因,对于推进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也许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走出象牙塔,始终与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

  在19世纪,同欧洲其他先进国家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奴制国家,这样一个专制、贫穷的国家为什么能开出灿烂文艺之花?这还得回到俄罗斯文学本身。俄罗斯文学主调是深沉、忧郁,用别林斯基的话说,俄罗斯文学始终散布着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是俄罗斯人民的辛酸、苦难、挣扎、抗争孕育了世界文学中这朵奇葩。文学生命力源于现实生活,它一旦离开时代,离开人民,注定要枯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和魅力正在于它同时代、同人民血肉联系。受沙皇专政压迫的俄罗斯人民灾难深重,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于是文学就成为人民表达思想感情的唯一场所,文学艺术家自然成为人民代言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文学成了社会气门,憋足了气的所有社会激情都通过这个气门直冲出来。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罗斯作家不怕一切形式压迫,他们在作品中深刻揭露和批判专制社会黑暗,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同情,不仅尖锐体现“谁之罪”问题,而且苦苦探索“怎么办”的出路。文学真正成为时代前进号角和人民良心。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他的创作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高峰,在他身上我们最集中看到伟大作家的成功在于同时代和人民相联系。列宁深刻指出,托尔斯泰的创作反映了19世纪最后30年俄国社会矛盾,反映了这个时期千百万俄国农民思想情绪和心理矛盾,托尔斯泰创作动力都是来自这个时代、这个阶级。托尔斯泰创作最大特色是真诚和恳切,是撕下一切假面的最清醒现实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的无情揭露、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烈抗议,还是对下层劳动群众的深切同情,都非常真诚。在《复活》中,他透过华丽辉煌、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的外表,无情揭露法官和检察官的虚伪和丑恶、他们的草菅人命和龌龊内心。他描写受侮辱受损害的玛丝洛娃,不仅表现她的善良纯朴,而且着力表现她的愤怒和仇恨,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态度是十分决绝的,绝不受欺骗,绝不存幻想。托尔斯泰这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所达到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是贵族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所达不到的。用列宁的话说,“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托尔斯泰把农民的心理放在自己的批判、自己的生活当中。”托尔斯泰的创作确实“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人民的海洋。”

  俄罗斯作家在他们的时代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始终同时代、同人民血肉相连,努力打造艺术精品,攀登艺术高峰,反过来又用自己的作品推动社会进步。事实证明文艺只有扎根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面向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才能充满生机活力。

  坚持历史进步立场,表现人道主义精神

  文学是人学,文学既要表现人,又要有社会担当。文学要表现人性和人的价值,但人性和人的价值又有其具体历史内容。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并加以艺术表现,是文学发展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在俄罗斯作家笔下,反农奴制的激情、人道的情怀以及俄罗斯的白桦、草原和伏尔加河是完全可以水乳交融的。俄罗斯文学留下的宝贵传统正是关注社会和关注个人的一致性:俄罗斯作家在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时,始终没有离开社会历史的迫切问题;在关注社会历史的迫切问题时,又始终以人和人的命运为中心。在俄罗斯作家看来,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完全是农奴制造成的,只有砸烂农奴社会,才有人的尊严和价值,才能给个性、自由和发展带来光明。正是这种社会理想和人道理想的融合、社会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才使得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独放异彩,并且具有永久艺术魅力。

  更值得称道的是,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之作还特别善于表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价值和历史必然的冲突,并善于表现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例如,普希金的《青铜骑士》突出表现了这种冲突和张力。长诗描写1824年袭击彼得堡的一场可怕水灾,一个小人物的爱情和他在这场水灾中的悲惨遭遇,这场水灾是同彼得大帝在芬兰湾海岸建立彼得堡这座滨海城市相关联的。面对彼得大帝伟大历史功绩和小人物悲惨遭遇,普希金最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站在历史进步立场,他勇敢地、毫不含糊地歌颂彼得大帝的历史功绩;站在人道立场上,他倾注满腔同情和哀伤,为普通小人物唱出一曲哀歌。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同普通人正当的生活愿望、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的局部利益,的确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作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但作家可以用艺术的方法和力量深刻而动人地揭示这一矛盾,表现两者之间张力,并且坚定站在人道立场上。这样,在诗中形成别林斯基所称道的“诗的弹性、力量、坚毅和宏伟”。在普希金的长诗中,对历史必然性的勇敢肯定和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同情,构成历史的弹性和张力,产生打动人心的力量,自然也就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个人与社会、人的价值和历史必然的冲突中艺术地呈现思想张力,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内在动力,也是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固有特质与魅力。

  源于民族文化精神,文学与艺术相互激发

  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文学的根基、血脉,是作家的精神家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也从欧洲文学吸取养料,但归根到底是由俄罗斯文化传统哺育的,离开俄罗斯文化传统就谈不上俄罗斯文学的繁荣。在作家们看来,对俄罗斯的爱和对文学艺术的爱是合二为一的,他们一旦流亡异国他乡,就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

  俄罗斯文化首先是以其民族文化精神、以其价值观影响俄罗斯文学的发展。鲁迅曾指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是“为人生”,别林斯基也谈到“销魂而广漠的哀愁”构成俄罗斯“民族诗歌的基本因素,亲为血肉的因素,主要的调子”。俄罗斯文学这种价值观和艺术品格正是源于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俄罗斯思想文化传统:一是同农奴制专制压迫作长期斗争而形成的“为人生”思想文化传统;一是浓厚的东正教宗教情怀所体现的人道精神和救世思想。别尔嘉耶夫就指出,“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是由东正教培育的,它具有纯粹的宗教形式。”这种宗教精神渗透到俄罗斯文学中,就表现为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一种浓厚人道情怀,一种深沉忧患意识和淡淡哀愁。

  如果把俄罗斯文化传统具体化形态化,俄罗斯文化中的审美文化(音乐、绘画、戏剧)和非审美文化(哲学、科学、宗教)对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艺术文化是一个整体,各种艺术门类之间互动和对话是艺术文化发展动力。俄罗斯作家都有很高艺术素养,他们常同艺术家一起举办文化沙龙、音乐会,共同交流创作,探索问题。许多作家创作都深受俄罗斯艺术影响。屠格涅夫就是一个音乐的超级爱好者,柴可夫斯基、鲁宾斯坦都是他的座上客。他特别善于通过敏锐的听觉捕捉生活和大自然的诗意,这就使他的作品自然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在19世纪,俄罗斯不仅出现一大批文学大师,也出现柴可夫斯基、列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一大批艺术大师,俄罗斯文学艺术在那个时代是共存共荣的。

  仅就文学内部而言,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推动也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就不可能有俄罗斯文学的繁荣。别林斯基总结了普希金、果戈理的创作经验,提出了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理论,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发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家也是别林斯基最早发现的。科学的、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俄罗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指出,作家是受现实生活直接影响的敏感的人,但缺乏抽象的科学思维,需要批评家帮助,批评家也要向作家学习,热情对待作家,两者不应相互指责,而要相互学习,共同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他说,“实际上,历来的情况是:恰恰由于著名作家和卓有才华的批评家的通力合作,过去曾经产生过,今后将产生真正伟大的文学。”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制图:蔡华伟


(责任编辑 :欧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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