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列国是孔子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55岁弃官离鲁，到68岁离卫返鲁，前后时间长达14年之久。在这14年的时间里，孔子带领他的部分学生，以鲁国为原点，辗转于周围的各个诸侯国。这段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虽然起因是孔子为推行政治主张不得已而为之的追梦苦旅，但却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壮行。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而他首先是一个政治思想家。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社会失序，面对“无道”的社会现实，孔子自觉地担当起拯救时弊的重任。怀着对上古帝王“王道”政治的向往，通过阅读研究“六艺”等古代文献，加之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孔子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与主张，并且期盼能跻身于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的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信心满怀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在政治上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当时世卿世禄制度依然盛行的鲁国，出身低微的孔子在仕途上一再受阻，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当时已经51岁的孔子，才获得从政的机会。是年，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之宰。第二年，又升任主管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小司空，随后很快又升为掌管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大司寇。孔子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进入了鲁国政权的核心。他自然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决意治理好鲁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事实上，孔子仕鲁参政以后，的确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他做中都宰时，“一年，四方皆则之”（《史记·孔子世家》）；为司空时，“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孔子家语·相鲁》）。做了大司寇后，政绩更为突出。不仅在“夹谷之会”这一对齐的外交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且通过“堕三都”，削弱了“三桓”实力，打击了鲁国内部的私家势力。因此，孔子仕鲁，可谓政绩卓著，《史记·孔子世家》即说他“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然而，孔子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隐患。
首先，孔子对鲁国的治理，引起齐国的妒忌与不满。齐国一直图谋控制鲁国，而鲁国的稳定与强大是对他们不利的，正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加之在夹谷之会上齐国君臣受到孔子的指责，不仅让他们脸面尽失，还被迫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郓（今山东郓城东）、汶阳（今山东泰安南）和龟阴（今山东新泰西南）之田。于是，齐国君臣一直伺机排除孔子这一障碍。
其次，孔子“堕三都”的活动引发与鲁国贵族的剧烈矛盾。这里的“三都”，是指鲁国贵族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孟孙氏的“成”邑。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三家在邑内大兴土木，高筑城郭，巩固自己的地盘。然而，高大坚固的城墙也为这些都邑的邑宰们提供了叛乱的可趁之机，邑宰们动辄以采邑为据点对抗采邑主。这既让邑主们大为头疼，也严重影响了鲁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孔子提出“堕三都”的建议，即彻底摧毁三都高大坚固的城墙，使邑宰们失去借以叛乱的屏障。这从表面上看是为“三桓”的利益考虑，实际上孔子是为了强公室，杜私门，也即是为了削弱“三桓”的实力，恢复公室早已丧失的权利，这实际上也是孔子仕鲁的本意。三家贵族为了打击邑宰们的反叛，所以刚开始是基本同意和支持孔子的这一活动。然而，随着叔孙氏的郈邑和季孙氏的费邑相继被堕毁后，他们逐渐意识到“堕三都”最终是对“三桓”不利的，于是他们起而反对孔子的这一活动。孔子执意将“堕三都”贯彻到底，但最终仍未堕掉孟懿子的成邑。“堕三都”以失败而告终。
显然，在“堕三都”事件上，孔子得罪了“三桓”，加深了他与鲁国贵族的矛盾。此一事件之后，即使在孔子从政之初，“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公羊传·定公十年》），对孔子予以支持与信任的执政卿季桓子，也开始疏远、疑忌孔子。他听信公伯寮的谗言，将正担任季孙氏家宰的孔子的弟子子路辞掉。这一举动，表明孔子已经失去了季孙氏的宠信。所以，当时的孔子，虽然名义上仍是鲁国的司寇，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被任用。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正当孔子与“三桓”矛盾加剧之时，齐国君臣趁机设计报复。他们鉴于鲁定公和季桓子都喜欢声色犬马之乐，便投其所好，送给鲁国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还有30辆华丽的马车，每辆车都由4匹披彩的马拉着。不出齐人所料，鲁国君臣果然中计，“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此深感失望，但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然而，在接下来的鲁国郊礼祭祀中，执政者违背常礼，祭祀所用的肉也没有分给孔子。至此，孔子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被用于鲁国了。于是，他决意离开鲁国。鲁定公十三年（前497）春，在鲁国从政三年之后，55岁的孔子带着他的部分学生，满怀凄楚悲愤之情，离开了他的父母之邦。直到14年后（哀公十一年）才返回鲁国。
综观以上，孔子离开鲁国，游走他乡，是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支持与施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孔子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用之社会，得到推行。然而，在当时的世卿世禄制度下，出身低微的孔子及其学生都很难进入鲁国的权利中心，即使像孔子有机会进入，但其思想主张与贵族利益格格不入，自然很难长久施行。而孔子又是一个“道”的坚守者，他不愿降低自己“道”的标准去迎合执政者们的利益，所以他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因此，当各种矛盾加剧之时，当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推行时，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去其他国家寻求用武之地。
（陈霞）
什么是“六艺”？“六艺”与“六经”有何关系？
何谓“六艺”？“六艺”有“小学六艺”与“大学六艺”的区分。前者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后者指《易》《礼》《乐》《诗》《书》《春秋》。
一说起“六艺”，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孔子，似乎这“六艺”是由他制定下来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西周时期，“六艺”应该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了孩子们的必修课。“六艺”被误读的背后，更多的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误读。
即使是在孔子的故里曲阜，如今对于“六艺”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误读，一个显见的例子，1993年开始营业的“孔子六艺城”，自开业至今，始终以“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内容；在大街小巷，也到处可见孔子与六艺的各种元素。
如果要追溯“六艺”起源的话，要回到周朝。在《周礼》一书的《地官》篇、《保氏》篇等文献中，都曾对六艺进行过阐述。在周代的贵族社会，为了能够“造士”，或者说是培养继承人，士人的孩子必须学习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因此，在《周礼·地官》中，对于六艺有着详细的记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关于“六艺”最早最详细的记载。
根据汉儒以及后人的解释，“六艺”的具体内容如下：
礼指“五礼”。这“五礼”分别为吉、凶、宾、军、嘉。吉礼指祭祀之礼，凶礼指丧葬之礼，宾礼指接待宾客之礼，军礼指军旅之礼，嘉礼指冠婚之礼。
乐指“六乐”。郑玄注曰：“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相传，这“六乐”分别是黄帝、尧、舜、禹、汤、武王之乐。
射指“五射”。郑玄注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白矢指矢在靶而穿靶，露出矢白；参连指一矢之后接着三矢连续而至；剡注指羽头高而簇低，剡然而去；襄(“襄”通“让”)尺指臣与君射时不与君并立，臣避让一尺；井仪指四矢贯靶，方位井然。据称，此乃射礼的五种射法。
御指“五驭”。郑玄注曰：“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鸣和鸾，和是车轼上的铃，鸾是车衡上的铃，车走动时，“和”“鸾”相和，表明车子行进稳健；逐水曲，御车随逐水势之屈曲而不坠水；过君表，用褐布缠旃为门，用裘缠木椹作为槷，车从中间穿过不得碰撞；舞交衢，在交道上驾车，车的旋转与舞节相应；逐禽左，谓驱逆之车，逆驱禽兽使左，当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簇贯右腢为上射。据说，这是贵族、士大夫应该掌握的驾驭战车以及田猎的五种技法。
书指“六书”。“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形声。这是汉字构成方面的知识。
数指“九数”，即“九章算术”。相传“九章算术”为周公所作，凡九篇。分别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勾股》。
社会环境决定“六艺”普及。那么古人为何把“六艺”当做最为基础的技能来进行学习呢？在那个时代有这么个说法，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的“祀”，就是指祭祀，在先秦时代，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而所谓的“戎”，则是指兵战、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一场战争往往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而与之相对的是，在祭祀中，礼仪与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两个项目，所以很多士人的孩子，从小必须学习这两样技能，就是礼仪与音乐。与礼仪与音乐在祭祀中不可或缺相似的是，在当时的战争中，弓箭与驾车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六艺”中，“射”和“御”也成了两门必不可少的必修课。在最初的时候，“书”和“数”也是两个必修课，作为当时的士人的孩子，必须要具备写字和算数的能力。
儒家的“六经”称为“六艺”，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很多典籍有明确记载。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又如，班固的《汉书·儒林传序》说：“古之儒者，博学《六艺》之文。”唐代的颜师古注曰：“《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
谈起“六艺”时，人们往往会将其与孔子联系在一起。史籍中确实有孔子弟子“身通六艺”之类的说法，显然，它与礼、乐、射、御、书、数是两码事儿。
后人之所以会混淆二者，可能也跟董仲舒后来的上书有关。西汉时期，董仲舒曾经向皇帝上书，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此《汉书·董仲舒传》曾有过详细的记录：“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