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上学

2014年01月30日 08:46    来源: 中国经济网    

  这是一部从奴隶到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的苦难与辉煌的成长史;也是一部艰苦卓绝、成就非凡的创业实录;更是一座弘扬个人自立自强精神的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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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要上学》   布克尔 著,陆红轶 译   新世界出版社

 

  没有谁愿意选择卑贱的童年

  对于我出生时的情形,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一点记忆。不过无论如何,我猜想必于某地某时出世。尽我的能力所及,我知道我生在十字路口叫做海尔氏滩的一所邮局附近,那一年或许是1858年,也可能是1859年。至于具体的某月某日,一直无从知道。我出生时的奴隶身份使得我住在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郡的一所大农场。我记忆中的最初印象,是大农场和奴隶区所谓奴隶区,就是大农场里供奴隶居住的木屋的所在地。?

  在最悲惨、凄凉、也最叫人气馁的环境中开始了我的童年生活。在一间长仅十四尺,宽仅十六尺的小木屋里,住着我的母亲和我们兄妹,这样的居住环境直到内战结束之后,我们都已获得自由的时候为止。我的主人比起别的许多奴隶主来,并不是特别残酷。?

  对于祖辈,我更是什么也不知道。关于奴隶由非洲被人用奴隶贸易船运到美洲,一路上所受的非人酷刑,在奴隶区我经常听到许多黑人谈起过。我母亲这一系的祖先,自是这些从非洲被贩运过来的奴隶当中的成员。在那个很少有关于黑人族谱的年代,我想找一些关于母亲上一代历史的记载,始终没有成功。只知道母亲有一个异母的哥哥和姐姐。照常理估计,我的母亲被一个奴隶买主注意,这人后来就成了母亲和我的奴隶主。母亲来到奴隶主家里的重要性,与奴隶主家里新添了一匹马或一头牛等同。对于父亲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就连他的姓名,我都无从知道。唯一知道的,他是一个白种人,靠经营附近的大农场为生。作为父亲,他对我从未有过丝毫的关注,或者略尽教养的责任。在那个时代,他不过是那种制度下的一个不幸牺牲者而已,所以我并没有特别责怪他。

  我和母亲居住的小屋,既是卧室,也是大农场的厨房。我的母亲就是大农场的厨子。小屋简陋至极,没有玻璃窗,只在一旁开了一个洞,让光线射进来,也让冬天寒冷彻骨的风吹进来。小屋的那扇极小的门并不能称为真正的门,它的枢纽安的非常不稳,门的裂缝很大。在这样的小屋里居住,谈不上有任何的舒适感。房间里除了透风的洞和门以外,还有两个七寸长、八寸宽的方口子“猫洞”,分别位于房间左右下角,这是内战前弗吉尼亚差不多每一座大厦或小屋都有的装置。“猫洞”是让猫在夜间随意进出的。我一直不明白,就我家的小屋来说,起码有一半的地方可以让猫出入,为什么还要设置这样的“猫洞”。在我们的小屋的泥土地中央,又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洞,上面盖了木板,这洞用来在冬天收藏山竽。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山芋洞给我留下了很多快乐的记忆。我常在放取山竽的过程中,偷偷弄出两只山竽,然后把山竽烘熟,大快朵颐一番。我们的大农场里没有烧饭用的炉子,母亲替白人和黑奴做饭,只用一只敞口的灶,多数在深锅里和长柄矮脚小锅里煮饭。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冬天寒冷刺骨,夏天炉子里的热气令人酷热难耐。?

  和成千上万奴隶生活的环境一样,我的童年就在那间破陋的小木屋里度过。我的母亲从早到晚为奴隶主忙碌,除了在一大早动手工作之前,夜晚忙完一天工作以后,她很少有时间照管我们兄妹。有一件事留在我最早的记忆当中:有一天深夜,我们兄妹被母亲叫醒,我们面前放着一只烧熟的鸡。母亲叫醒了她的孩子们,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吃一个饱。我无从知道这只鸡是怎样被母亲弄来的,只能猜测是从奴隶主农庄弄来的。虽然在今天这可以被定为是一种偷窃行为,并且会受人包括我自己的责备。但放在当时,就母亲的动机而论,谁也不能使我相信我的母亲犯了偷窃罪。她只是奴隶制度下的一个牺牲者罢了。穷遍我的记忆,在《释奴宣言》宣布我们的家庭获得自由以前,我从没有在床上睡过觉,我们也没有一张能称为床的家具。我和哥哥约翰、姐姐阿曼达一直睡在污秽泥地的草垫上,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我们睡在污秽泥地上一堆龌龊不堪的破布烂草堆里。?

  前不久,有人让我谈谈少年时代的运动和消遣。专心运动和消遣对于我的一生来说,几乎都是空白的。我的记忆都被每天为生存辛苦而忙碌地工作填满,虽然我在童年也很想有游戏的时间,那是每个孩子都渴望做的事情。在做奴隶的时期,我还没有长得够大,不能像成人那样从事一些工作,但是多数时间,仍然是要在院子里收拾,提水给田里的男人,要不然就是每周一次,送谷子到距离农场三里之遥的磨坊去。去磨坊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害怕的事。首先要把沉重的谷子口袋抬到马背上,要把口袋两边平均分载着它才不会掉下来;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半路上谷子常常会移动,谷子袋两边不平衡,致使我和口袋一起从马背上滑下来。我身单力薄,重新把谷子袋抬到马背上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只有无奈的等待路上有行人过来帮忙。有时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直到有人出现,才能帮我解决困难。年幼的我在等待的时间,除了哭泣,别无他法。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到达磨坊的时间就会很晚了,等到我把谷子磨好,常是深夜才能回到家里。主人因为我回家误了时间,总是责骂我,甚至用鞭子抽打我。那条从磨坊回家的路很荒凉,穿过丛密的树林时,我总是害怕得要命。据说树林里满是逃兵,人们总是说,逃兵遇到黑种男孩单身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抓住他并且割下他的耳朵。这更是让我胆战心惊。

  在幼年和早期的少年时代,我们全家从未有过像文明人那样,全家坐在桌前,先求天父降福,然后一起用餐,享受像样的美食。在弗吉尼亚大农场中,我们小孩子吃饭就和不会说话的牲畜差不多,这里吃一片干面包,那里吃一小块肉,偶尔喝一杯牛奶,有时吃一些番薯。家里没有任何称得上餐具的东西,有时家里一些人就着长柄矮脚的小锅或者深锅吃点东西,而另一些人就把食物盛在洋铁盘子里放在膝盖上吃。吃饭的方式常常是什么也不用,用手直接拿起食物往嘴里送。我由小屋被派到“大屋子”里做活,是我的身材长得足够高的时候。我负责在主人吃饭的时候用滑车拉一大叠纸扇赶苍蝇。有一次,我看到我的两个年轻的女主人和她们的几个女客在院子里吃姜饼。那时候,那些姜饼对我说来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诱人,最值得弄到手的东西了;我在那时那个地方下了决心: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自由,我能够弄到姜饼,照我看到的那些太太们的样子吃姜饼,我最大的愿望就达到了。

  我的第一双鞋子是用木头做的。这双鞋子穿在脚上极不方便,虽然鞋的上部有点粗皮革,但约有一英寸厚的木头鞋底,在我走路的时候,就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响声。同时鞋子对脚有很大的压力,一点柔韧度也没有,让脚非常受罪。这样的鞋子,样子自然是难看得出奇。

  在我们的大农场,奴隶穿的衣服多是用亚麻做的衬衫,当然大部分是亚麻的废料,也就是最廉价、最粗糙的那一部分。我的身份是奴隶男孩,只有麻布衬衫可供我穿。穿这种衬衫是最令我受罪的了。第一次穿一件新的麻布衬衫令我疼痛难忍,使我感觉可能除了拔牙,再没有让人如此难以忍受的非刑了。那种疼痛几乎和被许多栗子的芒刺、或者上百根细的针尖刺在肉上所感受到的疼痛一样。我的皮肤柔软细嫩,这更加深了疼痛感。这种疼痛感的记忆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的身份令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这种麻布衬衫可穿。我宁愿什么都不穿,也不想承受这种刺人的疼痛,但我没有权利可以选择什么都不穿。一直等到我长到大男孩了,我唯一的服饰依然是这样的衬衫。有一次,大我几岁的哥哥约翰对我有过一段最仁厚的举动,令我终生难忘。那次我不得不穿一件新麻布衬衫,约翰好心替我先穿了几天,等这件衣服被他磨软了一些再让我穿。这样的事在奴隶之间,虽是至亲骨肉,也并不多见。

  接受教育对于像我这样的奴隶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潭。虽然我要替我的小女主人背书包,有几次我也走到学校的门口。几十个孩子在教室里上课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进了学校,像这样读书,简直和上天堂差不多。?

  从“谣言”中也有得到真相

  根据我的记忆,我最早知道我们奴隶的自由正在讨论之中的情形是这样的。有一天,天边还未露晓,母亲的声音把我惊醒了,她跪在地上俯视着儿女,同时热切地祈求林肯和他的军队能够获胜,这样她和她的儿女就有获得自由的希望。关于这件事,有一点令我很费解:整个南方的奴隶都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对于书报根本一无所知,何以能够准确地彻底知道这件举国骚然的国家大事呢?从加礼森、罗夫杰以及其他的人开始宣扬自由起,所有南方的奴隶都在关注解放黑人奴隶运动的进展,并和这一运动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络。虽然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小孩,但却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和别的大农场上的奴隶,常常在夜间交头接耳讨论的情形。这些讨论证明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他们靠了当时称为“谣言”的电报,不断获得事件发展的情形。?

  我们这个大农场非常偏僻,距离任何铁道、大城市、或日报能够发行到的地方都很远。但这里的奴隶们却都知道林肯初度竞选总统的情况,争论的是什么。等到南北的战事发生,我们大农场上每一个奴隶都觉得、也都知道,虽然别的问题也在讨论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奴隶问题。在这个遥远的大农场里,即使是我们这个种族里最无知的人也都明晓,如果南方的军队获得胜利,奴隶获得自由就会变得遥不可期,他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丝毫不存怀疑。因此北方军队的每一个胜利、南方军队的每一次败绩,他们都密切注意,时刻关注。奴隶得到战事的消息常常由被派到邮政局取信的黑人那里听来。邮政局距离我们的大农场约有三英里远,邮件每星期来一次或两次。被派到邮局去的黑人总在那里逗留一些时候,听聚在那里的白人在收到信以后,讨论最近发生的战事。取信人把谈话的大意听清楚才肯离去。在回到农场的途中,自然就会把他听来的消息在奴隶间传播,这样一来,他们常常比住在“大屋子”(主人的屋子)里的白人更早听到重要的新闻。?

  这个时候,白人谈话的内容多是关于自由和战争的,我自然也就把这些都记在了脑子里。许多白人也都认为,如果战争这样拖下去,那么连他们吃的东西也很难弄到了。我想,奴隶们感觉饥饿的痛苦,要比白人轻些。因为奴隶平时吃的就是玉米面包和猪肉,这些东西大农场都可以自产;白人吃惯了的咖啡、茶、糖,以及其他的食品,大农场就没有办法生产得出来,而且当时战事紧张,买到这些东西非常困难。白人因此每每大感苦恼。他们用烘焦的玉米来充咖啡,用一种黑糖浆来代替糖。许多次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把这种所谓茶和咖啡弄出甜味来。?

  仇恨能扼杀宽容吗

  从我前面的叙述中,有人可能由此判断,我们这些奴隶对白人怀着憎恶感,因为大多数白人都去打仗了,而如果南方取得胜利,结果仍然会是我们黑人做他们的奴隶。但我们这里实际的情形并不如此。在南方奴隶当中,那些受到相当尊重的奴隶,对主人是少有憎恶感的。在内战中,我的一个少主毕利少爷阵亡,两个受了重伤。当奴隶听到毕利少爷的噩耗时,都感到非常悲伤。这并不是虚假的慈悲,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有些奴隶虽然害怕过毕利少爷,但在他小的时候,和他一起玩过。毕利少爷在工头或奴隶主痛打奴隶的时候,曾替人求过情。奴隶区里悲哀的情绪仅仅次于“大屋子”里他的家人。在另外两个少主受伤回家以后,奴隶的同情心在很多地方有所表现。他们和受伤主人的家属一样,急于帮忙照看。有些奴隶甚至要求让他们夜间侍候那受伤的主人。

  身为奴隶的人而肯如此厚道、有同情心,完全是因为他们天性仁慈、慷慨。这种厚道和同情也表现在白种男子出征离家后,为了保卫留在大农场里的妇女和儿童,奴隶全力以赴,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男主人不在家,被主人选定住在“大屋子”里的奴隶,在其他奴隶那里被认为是很荣幸的事情。任何人要想在夜里伤犯“小姐”或“太太”,除非把那个奴隶除掉才能下手。奴隶对主人的这种忠心我不清楚有多少人了解。不过我想,无论在奴隶时代,还是在获得了自由以后,我们这个种族的人辜负别人特别托付的事,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品质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也终会被人发现的。?

  在战前和战争时期,我们这个种族的很多人不但没有怀恨白人,而且在战后很周到地照顾他们落魄了的主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这些主人变穷以后,失去了生活的能力,要依赖别人而活下去。许多年来,很多黑人尽管自己生活境况一般,但却不忍看从前的主人受苦,一直拿钱资助他们的主人,使他们的主人免受生活的困苦。甚至有一些黑人还帮助从前的主人教育他们的后人。在南部的一个大农场,有一个年轻的农场主的儿子,整日嗜酒,不能自制。无所事事的少主人使家产荡尽,成了一个可怜虫。大农场里的黑人尽管自己很穷,却还是不断把生活必需品送给这个年轻的少主人。只要是黑人有的东西,比如一点咖啡或糖,一点肉等等,没有什么东西是舍不得给“汤姆老爷”的儿子的;只要任何直接或间接认识“汤姆老爷”的人还在当地,便绝不能看着这位年轻的少爷受苦受罪。?

  我前面说过,我们这个种族的人辜负别人特别托付的事是罕有的。我再讲一个事例。前不久,在俄亥俄州一个小城里,我与一个从前在弗吉尼亚做过奴隶的人相遇。这个人和他的主人曾在宣布《释奴宣言》的两三年前签了一个契约,内容是:这个奴隶获得准许,可以每年付若干金钱把自己买下来,直至完全赎身;在他出钱赎买自己的时候,主人不限制他在哪里、为谁而工作。这个人发现在俄亥俄州可以赚到更多的工钱,他就决定到那里去工作。等到《释奴宣言》宣布时,他还欠旧主人三百来块钱。按《释奴宣言》的规定,他对旧主人已经没有任何义务,债务已经解除,但他仍然步行一大段路,回到弗吉尼亚,把全部欠款连同利息,一分不少地给了他的旧主人。他和我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知道可以不去还债,但是他与主人订立了契约,他从不违背自己的诺言。他认为,如果自己不把曾经的诺言实践,就不能充分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

(责任编辑: 欧云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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