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广告之王 萨科齐:胜利者

2013年10月15日 13:45   来源:中国经济网   

  

《欧洲广告之王》 作者: (法)雅克·塞盖拉 中信出版社

   时光如水,我和尼古拉·萨科齐的友谊始于这里一顿午餐或那里一顿晚餐。我们的每次交谈都是关于当下的选举问题,这让我们的距离更近了。虽然我属于左派,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但是他不介意。

  几个月后,他给我妻子打来电话,邀请她傍晚去市政府。虽然我经常参加晚上的聚会,知道他们希望以此吸引大众,或者确切地说吸引女人,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他邀请我妻子参加政治聚会。当然,她受到了热情款待,壁炉前给她准备好了一杯茶,就像在市政厅一样。前面的谈话多是对她的一些赞美之词,美丽、聪明、充满魅力、机智、正直、有毅力等,总之像是做了一次弥撒。

  我妻子预料到了结果,但是尼古拉的话依然在她意料之外:

  “苏菲,”尼古拉降低了声音对她说,“你非常适合做政治家。你来我这儿工作吧,我将你列入我的人员名单里。”

  苏菲回答说:“但是,你知道我是个左派的妻子,与密特朗很亲近。我从小就认识他,我的父亲是他的战友之一,雅克还是他的广告人。你怎么想到……”

  尼古拉打断了她:

  “左派,右派,你怎么也说这些?”

  这位未来的候选人可能没有想到,苏菲会在20年后投票给他,而我也是第一个没有想到的人。

  共和国桥下的水静静地流淌了20年。我们又要开始一次选举了,依然像从前一样分析选举形势,了解竞选对手的一切资料。在一次市镇选举中,他也曾请我去帮助他,就这样,算是一个开端。那一次我没有多想,认为市政选举不是政治立场的较量,而仅仅是选一位最适合管理城市的技师而已。而在讷伊市还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吗?我将此事告知了密特朗,他回答说:“如果你被说服的话,可以为他投票,但是不要说我允许你这样做。”我参加了一两个会议,回答了采访中的一些问题,说明了我的立场,我将票投给了他,但我不会因此而加入萨科齐那一派。

  1988年密特朗第二次竞选总统连任成功时,尼古拉就来邀请我,我再一次被他的各种问题包围。他问问题的方式像是审问,而不是询问。他既像法官一样注重细节,缜密地询问,又像一个新手一样,带有好奇和温柔。他既不对“密特朗时代”也不对“联合的法国”感兴趣,他好奇的是,密特朗如何经过几个星期的犹豫最终确定了这个方案从而击败对手的。唯一让他不解的是,当密特朗再次当选之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开放政策”。

  “为什么总统要如此分享他的胜利?他让自己的阵营与自己对立了起来,而且加剧了支持者对他的怨恨。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改革。他的时间不多了(密特朗的医生预言他还有三四年的时间)。他知道如果不改变思想,就无法改变法国。因此他需要联合政治双方的力量。如果没有决裂,就没有改革,而如果没有‘开放’,就不能决裂,这是他给我的解释。”

  但是密特朗没有找到实现他意图的方法。“开放政策”的最终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

  我没有料想到我们交流后的结果。尼古拉在密特朗失败的地方成功了,但是如果没有前人开辟的道路,他能做到吗?

  尼古拉随着政府的节奏生活着。他经历过漫长而艰难的仕途生活。我私下在家里见过他一次,在贝西和博沃公开场合见过他两次。在他坚定的意志面前,我忍不住对他说:

  “尼古拉,你将来会成为总统的。在你这一代人中,你是最渴望做总统的人。这是做总统的必要条件。你的先辈吉斯卡尔、密特朗、希拉克在他们儿时就有和你一样的想法。你要时刻准备好,等待那一刻的来临。密特朗有一天对我说了他认为的选举法则:告诉法国人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此时最想听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但是要保证做一个历史上值得信赖的主角。”

  “如果那天来临,我一定会准备好的。”尼古拉斩钉截铁地说。

  他的确做到了。

  20年后,萨科齐等来了这一天,而我却选择支持塞格林:难道是担任最高职位的女性魅力让我认为应该换一换口味了,还是她可以给法国带来不同的管理方式?也许仅是因为我觉得该换一换了?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的实际选择却不是这样。与密特朗总统14年的接触终究给我留下了许多印迹。如果这没有让我成为社会党成员的话(我唯一信奉的是思想),那么至少也让我成为了支持密特朗的那一派。可是,我怎么能不知羞耻地支持这位新王子呢?我要把灵魂卖给机会主义者尼古拉(尼古拉的政治曾被认为是机会主义政治),将自己的内心卖给野心勃勃的塞格林吗?这真是一件麻烦事!

  一切都是源于一个电话。右派负责宣传的蒂埃里·索西耶向我提议,合作写一本关于第五共和国一共7次竞选方面的书。在书的结尾,我们对2007年的选举形势进行了预测,他支持萨科齐,我看好塞格林。

  我无意参与这次竞选的工作,我有合理的理由让社会党将我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会启用一个失败的团队,我在全国各地参与了20多场总统选举之后,不想再做裁判员了。对于是否写这本书,我在犹豫,同意之后又开始反悔,这不是我的做事方式,我通常是一个低着头大胆做事的人,而不会在行事前反复考虑。但是写这个无人涉及的主题又很吸引我,还没有任何人写过关于这7次竞选的内容。就这样,我答应了和这位知名的右派分子、有教养的广告人的合作。我们很难找到戴高乐和蓬皮杜的竞选资料,而且,我还需要对当时发生过的,从未有过评论的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像这本书前面写到的关于若斯潘的失败。把我的经历通过文字表达出来难道不是对自己的懊悔和失误的一次分析吗?我下定决心,以后决不让自己失望。

  一开始,作为广告人的我对塞格林参与竞选很感兴趣。她的“参与民主”是一个新的想法,而“渴望未来”是一个全新的口号。我热情地投入到书籍写作之中,我别无选择。

  竞选活动在12月15日正式启动,塞格林和萨科齐选择在同一天发表竞选声明。在我和尼古拉的通信中,他亲笔写了简短的下文:“雅克,你的选择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会一样地爱你。过来见我吧。”

  我很感动,但是没有改变立场。

  而从塞格林那里,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没有信件,也没有留言。这本书在描述她的情况时,全是对她的溢美之词,而且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她的赞美。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不了解自己写的主题真是非常痛苦,况且主人公还是位女士。还好,我并不是一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各种批评和争论对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媒体行业的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怎么会轻易动感情呢?我会带着这份热情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

  政治方面的书籍在电视节目中的推广效果最好,我参加了不下40个节目,每一次都会极力支持和维护我的候选人,但是我依然没有得到塞格林的任何回应。难道是因为缺乏专业素养或是因为缺乏沟通?肯定是这两者都缺乏。

  尼古拉就不同了。他会以惯用的语言直接给我写信,而且让我意外的是,我在梅杰夫滑雪场教双胞胎女儿滑雪时,他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的雅克(他这个‘我的’对我来说是最致命的武器),你为什么要支持塞格林呢?她会让法国走向衰亡的,她不是一个好女人,有那么多恶习,你怎么还追随她呢?我们经常谈论要‘开放’。如果我能获胜的话,我会更彻底地贯彻‘开放’,并且能达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你可以将你的心留在左派,但还是加入到我的阵营吧。我需要国民的支持,就像我需要你的政治伙伴库什内、朗、阿勒格那些人一样。只有这样,法国才会有所改变。你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来见我。我不是让你为我投票,我尊重你的投票权,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

  我感到一丝凉意,这里的白雪被游客踩黑了,艾娃和米娅一直在哆嗦。在这样一个地方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很感动。我含糊地说了几句,挂断了电话。这一次,我有所触动。

  从那天起,我陷入到怀疑之中。塞格林能否胜任这份神圣的工作呢?我在电视节目中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她,因为没有论据,我感到不知所措。她的过失让她看起来自相矛盾,她性情的突变好像是平坦道路上突起的障碍,还有她政治见解的大转变,这些都让我无言以对。我感觉我被外表迷惑了,但是我依然拒绝承认这一点。埃里克·贝松成为第一个跨出这一步的人,他突然坚决的离开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而我的反应却是愚蠢地宣称,如果我遇见这位先生,要找他算账。这真是大错特错,我不认识他,又如何去评判他?如果我真的去找他理论,恐怕他马上就会反击我,特别是我对自己的候选人犹豫不决这方面。

  我的判断失误有时会给我带来好运,这点让我很开心。虽然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但事后我对事情作了深入的了解。经过深刻的反省,我不得不承认,我无心再维护我的候选人了,我既找不到共同语言,又找不到支持的论据。我之前有多么的热情洋溢,此时就有多么的失望。我的思路越是清晰,我就越知道应该支持的候选人是谁。第一轮投票后就将第三大候选人弗朗索瓦·贝鲁淘汰了。但我仍然对选举充满希望,并且期待与罗雅尔–贝鲁联合,这是社会民主的联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参与了他们的辩论,直到最后,还一直希望可以让社会党这具“死尸”通过联合后起死回生。但是这是一场没有胜负、毫无意义的辩论。这场争辩没有观点,只有自我;这场争辩不是国家领导人间的争辩,而是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争辩,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那天起,我就有了骑虎难下的感觉。

  所有投票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意味着加入到某个党派。我可能在一瞬间改变决定,许多人认为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我容易改变。

  左派没有计划,却要指责有计划的人,他们操纵着没有判断力的媒体对我大肆批评,但是我并不因此感到失望。没有思想和爱,可怜的社会党在人民心中已经失去了光芒,他们唯一重视的是收视率和发行量。法国的变化已让左派感到不适应。在尼古拉上任的前18个月,他为法国带来的进步要比前任12年里取得的进步还要大。我们还要怎样呢?手表要劳力士不要斯沃琪,眼镜要阿弗勒鲁而不要雷朋?我们与其相称吗?虽然也有很多问题(密特朗在1983~1990年执政时期也经历过),但是每天都更让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不这么看,社会党不是我永远的拥护对象,我对它的幻想越来越少,而厌恶感却在逐渐增加。塞格林想再次上演一次《圣女贞德》(这部电影在2007年发行)中的情节,但是这是一部失败之作,而玛蒂娜·奥布里(法国女性政治家)这个铁腕女人也没有什么新意。

  终于到了正式宣布我的痛苦决定的时候了。早晨我在RTL电台面对让·米歇尔·阿帕迪说明了我立场转变的原因。接下来我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应,有对手们的唾弃、朋友们的安慰,还有来自右派的一些支持的声音。背叛对我来说不只是这一次,但是我对社会党从来没这样做过,而支持萨科齐也并不能否认我对左派的价值认可。如果我们的投票不是一时的决定,那么选举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投票就是行使个人自主权。

  我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来自尼古拉:

  “你不必把票投给我,我们的友谊对我来说足够了,但是你让我感到温暖。在一、二轮投票阶段,局势对我很不利,我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和压力,而且我被这个漫长、激烈又残酷的竞选搞得精疲力竭。我知道我不能丧失勇气,是你给我增强了信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我会像承诺的那样,开放变革,比你希望的开放力度还要大。”

  挂断电话之后,他又给苏菲打了一个电话。

  “雅克将会面临一段难熬的日子,但是等到法国人知道我是如何管理国家的时候,这一切就会恢复平静,你要比从前更爱他,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樊尚·博洛雷(法国商人)是我记起的第二个给我打来电话的人,他给我带来力量和温暖,他对我说:

  “你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随他们怎么说吧。只有遵从自己的意愿活着才叫生活。至于萨科齐,法国需要他,人民也一定会选择他。”

  没有人相信我的真诚,一些人认为我这是机会主义的行为,一些人认为我厚颜无耻,这都很正常!但是我希望得到既是战友又是兄弟们的支持,贝尔纳·库什内、让–皮埃尔·茹耶、马丁·赫希、雅克·阿塔里、雅克·朗、克劳德·阿勒格等,他们都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拥护者,因为我要让诋毁我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我要向他们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有时,当我因为一场失败的竞选、一个错过的竞赛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感到懊悔时,我会彻夜难眠,我会出汗、焦虑、胸闷。但是那天晚上,我睡得像婴儿一样甜。那是一个真正美丽的夜晚。

  竞选辩论一场接着一场。星期三晚上是两位候选人的一场辩论。法国电视三台原本请我和蒂里·索塞一起为这场辩论作评论,但是他们后来又取消了。虽然我没能去作评论,但我仍然可以看出塞格林比萨科齐略胜一筹:萨科齐对于焦点问题无法应对自如,回答没有说到点子上。

  第二天,我再一次来到樊尚·博洛雷的办公室,我们交流了昨天的辩论。他说:“我要给他打电话。我了解他,他有点儿担心自己。”

  谈话结束后,尼古拉对樊尚说:

  “我将和塞西莉亚(当时萨科齐的妻子)离开三四天,我需要安静。我可能去科西嘉的克拉维耶家,但是她不愿意去,狗仔队让她感到恐惧。你知道哪里更安全些吗?”

  “如果你想要彻底清净的话,最好的去处还是大海,我的游艇停在马耳他,上船吧。”

  这次选举终于成就了萨科齐的传说,但也诋毁了他的形象,各大媒体纷纷借此大肆发挥,既有无聊的媒体,也有思想深刻的媒体。

  一时间,假消息取代了真消息。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报道,被这种透明新闻弄得晕头转向的记者纷纷对新任国家元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这次选举的胜利让人感到有点儿可悲,法国第一夫人既没有投票也没有发表讲话。过早在富凯餐厅组织的聚会让媒体又抨击了一番,讽刺萨科齐是“纨绔子弟”。塞格林更是火上浇油,慷慨激昂地在索尔费里诺街宣布,虽然这次失败了,但是下一次她一定会成功,俨然一副女政治激进分子的模样,就像是西班牙女政治家、永不放弃的贝隆夫人!

  很快,新总统在爱丽舍宫召见了我。半个世纪之后,我再次来到了这里。我曾在这里与弗朗索瓦·密特朗有过无数次的交谈,这里的景象让我有点儿惊讶。同样的深沉与庄严,不变的柔软的椅子,永恒的镀金。壁炉上,塞西莉亚的照片代替了达尼埃尔的照片。密特朗订购的巨大的地球仪上,拉什的记号堪比大都市,这里有他无数的回忆。办公室传承了戴高乐的设计,但留下了每一位总统自己的文化背景。路易十六的会客室一点儿都没变,我像从前那样坐在同一把扶手椅上,尼古拉坐在“大叔”从前最喜欢的长沙发上。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透出孩子般的满足感。

  “你经常说我有一天会当上总统,现在我成功了。你对我的爱丽舍宫首次演讲有什么建议吗?”

  对他的问题我毫无准备,我简单地以为这只是一次朋友间的拜访,而不是一次工作会议。但是无所谓,我立刻开始了这个话题。

  “弗朗索瓦·密特朗是按节奏在管理国家,雅克·希拉克是没有节奏地在管理。你是一位走在时间前面的总统,这是你的特点,你要让媒体跟随你的节奏,让他们跟着你的节拍走,而不是你在等他们的圈套。要做到这点,你需要在办公室旁设立一个新闻厅,就像白宫一样。如果有紧急消息需要发布的话,比如立刻停止辟谣或者需要立即做出反应,你就可以召开一次媒体见面会。30分钟后,你就可以脱稿向他们传达一个简短的消息,回答几个问题,然后立即离开,忙你的国事。”

  尼古拉面露微笑:“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样做。”

  从上任第一天起,他就这样做了,新闻大厅已经准备就绪。这位政治“幸运星卢克”(法国电影《幸运星卢克》中的主人公,讲述了牛仔卢克闯荡美国西部的一段浪漫而又刺激的传奇故事,“幸运星卢克”常说一句话是“举枪的速度比他的影子还快”)的问题在于他想的速度比他的影子还快。我怎么给他建议呢?

  “作为一位大胆变革的总统,你只需要及时倾听民意,包括人们短信反映的内容、网络上的建议等。你不妨一直保持候选人时的状态,发扬民主,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每次都站在现场回答大家的疑问。不要让媒体的过滤器歪曲了你的想法,互动、亲民是你最大的优势,你可以将这个优势无限地发扬下去,同时你需要不断地改革,否则法国人民会迷失方向或者担心国家停滞不前。这在任命各部长之前就要完成,他们应该作为你的接力者,把你的想法深入贯彻到各个领域。特别要注意的是,及时宣传你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这点很关键,它可以重拾备感失望的法国人民的信心。不要忘记,他们选你是为了要变革,但是他们又没有作好变革的准备。这就是法国的矛盾之所在。由你来带领他们一起重写法国的历史,由你来为人民拟定一个可以说明目的的主题。你上任后,要向法国人民描绘一幅怎样的法国蓝图呢?方法和政治一样重要。罗斯福出台了新政,肯尼迪有新边疆政策,托尼·布莱尔要建设一个新英国,你需要和我们的人民一起创造一个新法国。当你说明真理时,越是易懂的词语力量越强。不要听那些知识分子的建议,你只需简单地说明,就可以很容易被人接受。”

  “你不要忘了常来见我,你的这些话对我很受用,我需要来自不同方面的看法,我担心我会被爱丽舍宫困住。”

  “你的前任们都没能逃脱这个束缚,这是对你的挑战。”我一边拥抱他一边对他说。

  萨科齐就是这样,他会偷时间,只有他这种人才能将变革带到我们的生活中。从上任时起,他就及时做出反应。他让他的大臣们每天都跟随他的节奏行事,支配着记者们每天都围绕他来报道新闻,因为他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在为法国人民工作,他创造着新闻。

  从那天起,我明白了尼古拉和时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时间也给他带来麻烦,让他自食其果。经历了25年保守派执政的法国人跟不上这种马不停蹄的奔跑速度。尼古拉反而成了这种快速变革的受害者。在他前6个月的成功管理之后,他已经让他的人民像跑完100米冲刺一样气喘吁吁了,然而,他并没有很好地估算好路程,因为这仅仅是马拉松的开始。

  我也明白我在选举时突然转变立场的原因。一切投票都是一种公民行为,也是一种爱的行为。你怎么能不爱那个已经把自己小孩托付给他的人呢?我虽然不属于尼古拉政党的一员,但这无法阻止我对他的喜爱。我最初并不是他的朋友,但是在他被授予爱丽舍宫至高无上的头衔之前,我就知道很快会有这一天。

  这次选举中,我对右派的抨击让我感到难受。不用说,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但那并不是我自己。在中世纪,“宣传”和“感情相通”用的是同一个词。如果你对你的辩护者没有感情,那你的辩护只能失败。在塞格林那里,我感到很不舒服,她的想法引不起共鸣,而且观点过时。我找不到“我的”左派了——那个密特朗时代曾经让我深爱的左派。我放弃左派是必然的。

  我和尼古拉开始定期见面。正常情况下,是周六到周三之间的某一天。爱丽舍宫事务繁多,这里没有周末,每个人都不得闲。尼古拉一边处理政务,一边让他们随时待命,以便及时行动。我和他单独在办公室里,感觉他既专注又有激情。他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待上15分钟,他会起身,走到窗前,围着房间转一圈。萨科齐是一个站立的人,这是我对他的评价。他以光的速度反应,一分钟对他来说可以当一个小时用。如果他对一个想法感兴趣,他会立刻打电话,并将其付诸实践。他与密特朗不同,密特朗会在行事之前做出严格的计划并且结合当前形势做出长时间的分析,但是萨科齐拒绝一切拖延,好像担心他已经计划了两年的计划不能实现。他的时间是用来行动的,而不是用来思考的,有时他甚至都等不及讨论,就直接去找他的部长们去落实。这种专制主义做法不能吸引法国人民,法国人民是皇权的后代,他们的总统既要有君王形式的统治又要有民主形式的管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在会面结束时谈到了塞西莉亚,总统在谈到她时,我听到他对女性最美丽的赞扬:“我们给了她们权利,却得不到她们的爱。”我可以感受到尼古拉的痛苦。

  在尼古拉惯有的热情背后,我看到他心中掩藏着无限的忧伤。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他向我谈起了他的妻子,一个自幼就具有勇气的保加利亚护士,谈起她如何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除了在你身边的角色,她没有任何角色,但是她的缄默让她变成了电影明星葛丽泰·嘉宝,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无法从公众的眼光中退出,放弃就是逃避,也可能会带来毁灭。”

  “你请我和她一起吃晚饭吧,就在你家。”他对我说。

  命运安排的时刻到来了。

  两个星期之后,我和苏菲正在准备总统夫妇的晚宴,突然传来了他们离婚的消息。这样我们就暂且搁置了这次聚会。一个月后,我在一次星期六的会见中又和总统在一起。我发现他神采奕奕,可能是从折磨他已久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中走了出来。“塞西莉亚是我唯一的问题。”他对我说,就像他在任职时对其他人说的一样。

  我们交换了许多想法,还有许多做法,特别是即将开始的事情。突然,他问我:

  “你准备的晚餐呢?我需要好朋友,我们可以说说笑笑,一起唱歌。我星期三有时间,你和苏菲有空吗?”

  一切都在仓促中开始。因为他想要一个有歌声的晚餐,我就借此机会为他邀请了我喜欢的两位歌手朱利安·克莱尔和卡拉·布吕尼,这与他平常接触的音乐人不同。我和苏菲办了一个私人的晚餐。没有记者,没有总经理,也没有政治家。我们邀请了两对夫妇,纪尧姆和佩里,作家吕克·费里和他的妻子马里耶–卡罗琳。由于朱利安那天晚上有演出,所以卡拉独自一人来了。当我向尼古拉报告宾客名单说到卡拉时,我感觉他沉默了几秒钟,但是电话中的空白比话语更有表现力。我问他怎么了:

  “我不认识她,但是我喜欢她的歌。”他坦言道。

  这是不是一个迹象呢?我给卡拉打了电话。

  “带上你的吉他,给总统唱几首小夜曲。”我想说。

  但我没有这么说。

(责任编辑: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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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普通到美丽的,这中间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