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内幕: 下一个次贷危机的源头?

2013年10月14日 11:03   来源:中国经济网   

《影子银行内幕: 下一个次贷危机的源头?》 张化桥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跳进影子银行

  在从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快车上,我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我跳进小贷行业的消息在网上迅速发酵,十多家网站发布了关于我的新闻……第二天,《经济观察报》用头版和第二版两个整版的篇幅对此做了报道,题名叫做《张化桥“割袍”》……

  2011 年6 月20 日这一天,骄日炎炎。我走出瑞士银行的办公大楼。我回头仰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感到一种自豪和满足。

  我又一次把瑞士银行炒掉了!

  这是我第二次放弃这家顶级投行的抢手职位。五年前,即2006 年3 月,我辞去了瑞士银行(UBS)中国研究部主管一职,去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深圳控股有限公司(0604.HK),担任首席运营官。该公司1997 年就在香港上市,有1000 多名员工,在多个城市设有分公司。

  深圳控股的董事长和CEO 给了我非常大的自主权。在我任职的两年半时间,我们管理团队使这个有点僵化的国企面貌一新。这得益于港股大牛市和我们的积极改革,2006 ~ 2008 年公司股票涨了6 倍。我们果断卖掉了很多非核心业务,包括有线电视、发电厂、收费公路、工厂,只专注于房地产开发。借着股价上涨的良机,我们募集了3.5 亿美元的新股和数十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

  彭博和各大媒体纷纷撰文报道深圳控股的惊人转变,以及我所作的小小贡献。《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杂志甚至为此做了封面报道(2007 年7 月)。杂志封面是我的照片,文章用了一个搞笑的标题──“张家王朝”(The Zhang Dynasty )。然而,国企的经营难免受到行政干预和社会约束。举例来说,即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我们也很难裁员。员工绩效考核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而且国企的决策效率低下。很快,我就发现我无法真正地进行改革,继续待下去可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2008 年9 月底,雷曼兄弟正在破产的时候,我重新被召回UBS,担任投资银行部中国区副总经理,帮助客户通过IPO 和债券融资。UBS 和高盛是仅有的两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有全牌照运作的外资银行。这时的A 股市场,看起来像全球资本市场恐慌中的一块绿洲。我的工作横跨A 股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此外,我还兼任亚洲房地产部主管。后者看起来似乎更有趣。

  抢生意!

  然而,外国投行努力摆脱次贷危机的过程步履维艰,监管部门和股东们也都变得更加吹毛求疵。2008 年年底到2009 年年初,至少是亚洲的投行业,交易量触底反弹。现在回想起来,2009 ~ 2011 年这三年,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复苏,或者是虚假的曙光。投行部的工作与做投行分析师很不一样。老实讲,我不喜欢拉生意,尤其不愿意跟我不太喜欢的人打交道。我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而且我为退休后的生活也做了相当的积蓄。于是,我开始心痒,想再次冒点儿险,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从2010 年就开始关注国内迅猛发展的被视为“影子银行”之一的小额信贷业,陆续拜访了一些业内人士并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什么叫“影子银行”?标准普尔的定义被广为接受:普通银行存贷业务以外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是“影子银行”,包括银行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小额贷款、民间借贷和典当等。 我还让UBS 保荐一家准备在香港上市的典当行。典当行实际上类似于小额信贷公司,只是前者由公安部和商务部监管,而后者由当地政府金融办监管。

  现在,我再次离开UBS,不是另谋高就,而是去担任一家小额信贷公司的董事长。它就是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仅有50 多名员工,主要为一些家庭经营的小企业和急需贷款的

  消费者服务。一般情况下银行都不给它们提供贷款。近年来,小额信贷行业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大众对官僚体制下的传统银行感到失望,还因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一位孟加拉国的银行家,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获得了200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管怎样,当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件很酷的事情。在长期忍受投行工作的折磨并被当作美国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之后,我们投行的人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意淫。

  讽刺的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至少我没有想到),我可能跳进了下一轮次贷危机的发源地。

  成功的侦探

  在从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快车上,我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我跳进小贷行业的消息在网上迅速发酵,十多家网站发布了关于我的新闻,甚至连路透社和彭博都做了报道。我开始不断接到朋友和记者的电话。

  第二天,《经济观察报》用头版和第二版两个整版的篇幅对此做了报道,题名叫做《张化桥“割袍”》。

  几乎全香港的报纸都报道了我去“放高利贷”的新闻。我猜想其他的投行工作人员跳槽可能不会引起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媒体之所以对我这般“宠爱”,是因为我在香港工作18年来积攒了相当的“人气”:一部分源于我在深圳控股大兴改革,另一部分源于2001~2002 年我做证券分析师的时候,揭发了三起公司诈骗案。其中一家公司是格林柯尔(当年香港上市编号:8056.HK),在我写了针对它的负面报告之后,它们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我和UBS 诽谤。我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被起诉的分析师。这场官司和解以后不到两年,格林柯尔破产,其董事长顾雏军被捕,以逃税等罪名入狱并被判刑18 年。

  另一家威胁要起诉我和UBS 诽谤的公司是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当年香港上市编号:0932.HK)。2001 年,我发现它的账目明显夸大,于是在基金经理中广而告之,导致该公司的股价在短短一天内下挫18%。巧得很,欧亚的董事杨斌2002 年被委任为朝鲜新义州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也同样被判入狱18年,欧亚于2002 年破产。遗憾的是,正义姗姗来迟。在此之前,杨斌和他的亲信曾公开威胁我的人身安全。

  从这两件事中,我学会了如何在揭露公司欺诈行为的同时自保。2004 年,我发现一家上市的食品公司出现很多异常行为。后来我带了不少基金经理去调研这家公司,并表达了我的担心和疑虑,但我没有写公开报告。几年之后,这家食品公司也倒闭了。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在我意料之中啊!

  1998 年12 月,我突然被汇丰证券解雇。在此之前,我担任汇丰证券的中国研究部主管。这源于《南华早报》刊登了我反对中国财政部发行扬基债券的评论。我说,中国财政部准备在1999 年年初发行的扬基债券是一个“双输”行动,而汇丰证券和高盛恰恰是该债券的保荐人。

  在我看来,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我进入小额信贷行业,告诉了我两点:

  首先,媒体(和公众)把小贷行业的工作看作失败者的选择,可能只比按摩院或夜总会稍微好一点点。

  其次,它们将投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管,看成是养尊处优的阔佬,而小额信贷业的工作人员不过是让人瞧不起的穷亲戚。

  有趣的是,我很快就发现媒体和公众有可能是对的。或许这再次表明智慧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

  1949 年后,各行各业迅速国有化,更不用说金融领域了。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几乎面临破产。80 年代初,政府不得不放松一些不太关键的行业,如制造业、零售业和纺织业等,但政府一直牢牢控制着金融领域,从不放松。

  在意识形态上,政府和大众一想到小额信贷和高利率,脑袋里面第一反应就是不道德、危险等贬义词,而且认为这将对主流银行体系造成破坏。政府多年的宣传即使在今天还在影响着大众。经过多年的辩论和小范围的试点,终于在2008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首次正式承认小贷公司的合法地位。

  这正是久旱逢甘霖啊,一家家小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从2008 年起,6000 多家小额信贷公司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得以成立。万穗是广东省首批小额贷款试点单位,广州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是信誉良好、管理规范的行业佼佼者。

(责任编辑: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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