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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吴敬琏传》的“母本”，是我对吴敬琏老师的一次长篇口述史专访，时间是在2009年的8月和9月之间。
我提出要为吴敬琏做一个口述史，是在2007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周雪林博士的牵线下，6月的一个下午，我去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拜访老先生。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可容三四人周旋。当时，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他和夫人周南对我的建议似乎比较犹豫，他婉转地说，如果有一个提纲，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
此后，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我一直沉浸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创作中，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与吴敬琏“相遇”，我发现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我购买了他几乎所有的著作，断断续续地阅读、做笔记，每次碰到周雪林，我都表达做口述史的意愿。
转机出现在2009年的春季。一天，周博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老师似乎有点同意了，他将于8月到9月，在中欧有一个集中讲学的档期，可以安排在这期间完成口述史。我大喜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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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陈铭德和邓季惺两人都决定出马参选，他们的一些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朋友，如张平江、谭惕吾等非常支持鼓励。而在家庭内部，为了是否参选的事情，却几乎吵翻了天。吴敬琏和关在汉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邓季惺“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而国民党的拥趸、邓季惺的三弟邓友德也表示反对，在他看来，邓季惺进立法院就是要去跟国民党作对。处在中间的陈邓左右都不讨好。这一景象几乎就是当时民间立宪人士在中国的一个缩影，稍稍拉开一点，竟还可以看到30多年前梁启超、邓孝可等人的尴尬。
事实上，早在1946年9月，陈铭德就在《新民报》的重庆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中间者的困顿，他写道：“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民主，来反对内战内乱，当然是不识时务……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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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年底，也就是布鲁斯去协和医院探望孙冶方的那一次，他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用四寸盘子装满的大肿瘤。孙冶方虚弱之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
他向中科院经济所点名要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完成此书。
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由吴敬琏、张卓元等组成的7人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交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的声音，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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