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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与“楚歌”

2020年04月10日 18:05   来源:光明日报   

  西汉末,世居楚国彭城的汉高祖刘邦异母弟楚元王刘交后裔、大学者刘向,将屈原、宋玉等楚人的诗赋作品编辑成册,并附加他追思屈原的一篇《九叹》,以“楚辞”命名,从此,“楚辞”就成了这部诗集的名称。

  到了东汉年间,楚地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文学家王逸为《楚辞》作注,编成《楚辞章句》,并增加一篇他为悼念屈原而作的《九思》。“楚辞”一词,最早文献记载可参看《史记·张汤传》和《汉书·朱买臣传》,二处均曰朱买臣以能言“楚辞”而见宠于汉武帝;《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辞可同诗,一声之转,只不过其义比诗更宽泛。关于辞,《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孔颖达疏曰“言语也”,其实《曲礼》中所说能安民的言语,即乐歌,应是类似风雅颂的诗歌语言;《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文,即文字,赵岐注:“诗人所歌咏之辞,”此辞即诗歌也。不以文字有损诗歌的表达,又不以诗歌的表达有损抒情写意。不言而喻,“楚辞”就是楚地或楚地风格的诗歌,应无异议。

  楚国的诗歌语言,无疑属古汉语系统,大概皆属于《诗经》中《周南》《召南》所波及或王化的采诗范围。“楚辞”,既然是诗歌,就应该能够歌唱,这是所有古代诗歌的重要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诗与歌又能互相指称。关于楚歌,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譬如《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庄子·人世间》所载此诗更长。《孟子·离娄》载楚《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中能发现多首楚歌,在《善说》篇记载春秋晚期一位名叫子皙的楚王子,在游船上听越人船夫唱歌,歌声缠绵悱恻,悠扬动听,打动了王子,但不知何意,王子便让人翻译成楚国歌谣,这就是《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楚国诗歌长短句兼有,句式不限,接近口语,与周天子所统中原王朝严整的四字句诗歌大不一样,可以说是古代中国自由诗之滥觞。

  到了汉代,古代楚地一带的诗歌风格突然在中原王朝开始流行,与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不无关系。刘邦出生地在楚国丰邑,刘邦登基以后,楚文化自然北移,汉代在政治上虽然“汉承秦制”,但在文化上受楚国传统的影响却非常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瓠子》都是楚声,武帝时的《汉郊祀歌》都是楚调。刘向大概就是在西汉兴起的楚地诗歌风格的氛围中,整理出最能代表楚国水平的诗歌选集《楚辞》,从此以后,以《楚辞》为代表的诗歌,直接影响了中国诗歌的总体走向。以前是规整的以《诗经》为代表的四字句诗歌,楚国诗歌或《楚辞》风格的诗歌风行汉朝以后,五言诗开始流行。李陵与其所训练的五千荆楚“敢死之士”(司马迁语)纵横匈奴腹地,因寡不敌众受降后在大漠以北所创作的一系列诗歌,与其说是五言诗,不如说是楚风诗。钟嵘《诗品》甚至认为,李陵从大漠以西传回的诗歌乃中原五言诗的发源。后人所写的五言诗,不断受其影响。汉乐府诗,更是受到《楚辞》的影响。诗歌的演化史,就是不断走向自由表达的演化史。以《诗经》为代表的书面雅言,越来越走向象牙塔,而以《楚辞》为代表的更为自由的语言风格,因为接近口语化,却显得越来越有生命力。诗歌经过五言、七言的酝酿,再到长句,进而到彻底的自由诗,我们都可在《楚辞》中找到影子;同时,也可在汉语诗歌的一系列演化中,找到《楚辞》的影子。

  (作者:石厉,系《中华辞赋》杂志总编辑)


(责任编辑 :傅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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