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苏共亡党的教训警醒全党。与苏共相比,我们党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如在自身建设中面临着不少相似的问题和矛盾,在长期执政中面临着不少相似的风险和考验,在深刻变革中面临着不少相似的难题和挑战。因此,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同时,认真汲取苏共亡党的教训,对我们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苏共之殇》,对苏共在改革中亡党的教训作了深刻的分析。通过对苏共的改革为什么会向右转?反共反苏势力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苏军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不听苏共的指挥?苏共是怎样一步一步丢掉政权的?等问题的阐述,回答了苏共的改革为什么从希望到噩梦,变成了破坏党、国家和苏联的机器。该书材料详实,观点鲜明,启示深刻,特别是下列三个启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是必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该书揭示的教训充分证明,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之福、人民之福、民族之福。苏共之所以亡党,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无力承担领航改革的历史重任,许多灾难性变化都是从苏共中央开始的,是领导人在改革中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把党和国家引向了深渊。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明显缺乏一个大党大国领袖必需的特质。他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党的事业极不忠诚,是典型的变色龙,最后公然背叛马列主义、出卖苏共、否定社会主义;他没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不懂改革的规律性,许多决定都是即兴而为,最后使党和国家陷入了灭顶之灾;他没有超然的人格魅力,醉心于自身权欲,不断出卖原则和同志,最后众叛亲离、成了丧家之犬。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支持率超过90%,1991年降到了10%以下,几乎所有人都讥笑他、唾骂他、反对他。雷日科夫非常肯定地说,戈尔巴乔夫不具备充当国家首脑的素质,其个人品质和生活经验不可能使他成功地领导一个处于发展转折阶段的大国,他爬到权力顶峰是我国人民的悲剧。
苏共的最高领导层是个大杂烩,鱼龙混杂,派别林立,对改革根本起不了大的领导作用。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重要成员,在政治立场、改革取向和政策选择等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有的强烈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的竭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相互间充满不可调和的斗争。以消灭苏共、瓦解苏联为目的的反共反苏势力阴险狡诈,善于表现,深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最后窃取了改革的主导权,而社会主义力量则处处受到排挤打压,被彻底边缘化。显然,在这样的领导集团领导下,苏共的改革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二是改革必须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该书揭示的教训充分证明,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苏共之所以亡党,一个重要原因是推行“去共化”的改革路线。苏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全面剥夺苏共的权利。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构想,但每次转变都使人感到,这明明是要采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导演下,苏共中央做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自由竞选和多党制等一系列自我毁灭的改革决定。在思想上打破所谓马列主义的“精神垄断”,消除人与思想文化的异化,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在政治上打破所谓苏共的“政权垄断”,消除人与政权的异化,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打破所谓公有制的“所有制垄断”,消除人与财产、生产资料的异化,实现私有化。随着“去共化”改革的推进,苏共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1990年底的一个官方调查中,88%的党员认为苏共已经没有威信。到1991年,党内至少出现了10个以上的公开派别,近500万人退党。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最后也承认,政治改革就是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去共化”改革使国家权力发生了三大转移,从苏共转移到苏维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从社会主义力量转移到反共反苏势力。这些转变给苏联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无政府主义盛行,地方主义恶性发展,民族分裂运动风起云涌,昔日人们共同生息的家园变成了血腥厮杀的战场,国家和社会陷入全面混乱之中。卢基扬诺夫在1989年6月就提出警告说,放弃苏共的政治领导作用就是等于自取灭亡。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也指出,在改革中如果没有党的积极参与,那么苏联经济只能陷入困境。“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多次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一切。
三是军队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该书揭示的教训充分证明,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苏共之所以亡党,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军在关键时刻不听苏共指挥,从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变成了掘墓人。在改革中,苏军被视为极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遭到全面破坏。苏共对苏军的绝对领导被否定,军队“非政治化”、“国家化”。取消了马列主义在军队中的指导地位,瓦解了苏共在军队中的组织体系。坚持马列主义和苏共领导的高级将领被撤换,一大批支持所谓“民主改革”的或与反共反苏势力关系密切的军官掌握了指挥权。军队内部和社会上对军队有影响的非正式组织大量出现,官兵中间形成了针锋相对的阵营。反共反苏势力纷纷插手军队事务,军队地方化、民族化趋势加剧。许多官兵特别是一些年轻军官成了“民主化、公开性”改革的支持者,军队内部刮起了“退党风潮”。到1989年底,苏共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从1990年起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苏共在军队中活动,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权利。
与此同时,苏军被当成经济社会的包袱,政治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军队大规模裁减,现役军人从1985年的530万锐减到1990年的399万;军费大幅削减,军队经费连正常运转都无法保证;军事工业大规模压缩,苏军的技术装备迅速落后于西方。军人及家属生活普遍陷入困境,官兵生活保障比世界上任何军队都差,特别是那些在裁军中退役的军人和驻扎在国外或从国外撤回的军人,在就业、住房、小孩入学和就医等方面都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上掀起了反军浪潮,军队和军人成了众矢之的,针对军队的违法行为大量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毒打军人和军官的事件。
改革使苏军的性质彻底改变,军队和军人的自豪感荡然无存。或许正是这些原因,使苏军在苏共和苏联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袖手旁观,有些部队甚至倒戈,成了反共反苏的工具。
（作者: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 刘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