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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能耐: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2017年06月07日 13:29    来源:中国经济网   

  城乡中国以“城”字打头,那就先打量一番城市吧。让我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谈起。这场吸引了7308万人入园参观的世纪嘉年华,全部300多个参展主题展示,包括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馆、18个企业馆、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馆以及香港馆、澳门馆、台湾馆,还有近80个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馆,演绎的中心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自己没有看成世博,除了开馆前,应邀参加过万科馆的开建仪式。很想去的,只是那超级排队的纪录让我到最后还是裹足不前。有朋友看了回来兴冲冲地讲见闻,我问那主题演绎得如何。回答是,主题的中英文表达有异,似乎看不出演绎的究竟是哪一个。

  看来是很容易就挑到的毛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斩钉截铁的因果关系。“Better City,Better Life”呢?条件的含义很明显—(如果有)更好的城市,(当有)更好的生活。

  难怪引出了一个热闹的插曲。那是在世博开幕前,主办方举行世博论坛阐释本届主题。应邀前往讲演的各界知名人士中,有一位韩寒。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小老弟上台开口第一句话,就刮起一股寒风。他说:“我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看了网上的记录,他无非是把大都会城市生活糟糕的那一面数落了一通。看来看去,顶多算与世博主题的中文翻译唱了个反调。要是冲着英文去的,韩寒再寒,怕也只能说,“糟糕的城市,定有糟糕的生活”。

  中国人百年办一场世博,怎么主题的中译会出破绽?心有不甘,反正又不去现场了,就找背景资料来读。原来从1999年决定申办世博会起,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就开始研究本届世博主题。“课题组总结了主题选择的9条原则,从32个提名主题中初选了3个,其中两个与城市有关。同年11月,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访问上海时,提出了10条主题表述,每一条都包含城市与生活。在整个主题研究的过程中,有关专家举行了无数次研讨,最后确定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主持其事的有位幕后人物,叫季路德。履历说,他曾是北大荒下乡知青,后来回到复旦大学任教,自上海申办世博第一天起就参与工作,从申博到办博,前后历时11年。季先生主管的就是世博主题演绎,所以当记者问及主题的中英文“两者内涵似乎有差异”时,由他出面阐释:“中英文在深层次是一致的,中文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英文则是并列的关系。当然,现在有人说城市根本不美好,你为什么要说它美好?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的道路、方向应该是怎样?不能说生活的城市不美好了,就质疑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方向。”

  麻烦还是挥之不去。如果强调方向与目标,直译“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不就结了?独独一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怎么还是让人觉得好像漏掉了前提—让城市更美好。不讲条件,定论“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岂不是把天下对城市生活有抱怨、有批评、有指责的人们,统统推到“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大旗之下?

  看来,这不是容易弄懂的学问。可是再读下去,我却从季路德代表上海世博向国际展览局做出的说明中,得到一个启发。原来,国际上投票通过2010年世博的主办方之后,上海世博会还要向国际展览局提交《注册报告》,明确定位,才能向参展各国发出邀请。报道说,国展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先生对中方最初文本不满意,提出180多个问题要求修改。季路德带领团队用两周时间昼夜苦战,最后终于在国展局执委会会议上让中方《注册报告》顺利过关。个中细节,报道语焉不详,但其中提点到的一句话,却让我眼睛一亮,“季路德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博会主题联系起来”—只此一招,执委会的专家们就觉得上海世博的主题说得通了。

  当然说得通。不管言语、议论、牢骚、抨击还是认真系统的批评,选一个角度问,从实际行为看,人们究竟是不是认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答案非常明确,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选择在城市生活,尽管城市生活不尽如人意,甚至在很多方面还很糟糕。世博官网上列出的数据可以为凭:在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人口迁入了城市。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5%。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了一点,但也正在急起直追—2012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13.5亿中国人的51.27%常住城镇。

  对韩寒来说,他当然拿得出支持“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诸多依据。不过若问他自己在哪里生活,怕还是城市。乡下倒有赛马赛牛的,可要玩F1方程式,非国际大都会不敢问津。文化上的“韩寒现象”呢?以我的外行之见,也以为那纯属城市现象,离开了巨大的人气积聚,才情就是比天高,也做不到发一句话让天下人即刻便知。或有人说,互联网让城乡之别再不重要。错了—那玩意儿是城市的产物,也只有城里人才鼓捣得出那玩意儿。它当然可以向乡村扩散,却注定要把乡村改变为城市!

  这就是城市的能耐。城市不但容得下认为“城市更美好”的人,也容得下批判城市、咒骂城市、把城市生活恨得牙根儿都痛的人们。后者一般不会同意“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他们自己生活于城市、离不开城市的行为,却表明他们在事实上也同意上海世博主题的中译表达。认为乡下不够美好,或美好我也不可常住的人,可以选择进城,可是进了城又不满意的,除非迫不得已,一般很少回乡。他们多半边批评城市,边改善城市,或移居到better city(更好的城市),去过更好的生活。

  城市的能耐是在比较当中被认知的。十多年前,有则报道教我记住了这一点。当时刚上任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先生访华,在甘肃省永登县秦川镇东川村与村民马社巴有一段对话。沃尔福威茨行长问:“你想让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马大爷答:“我希望他们能上大学。”行长又问:“然后做什么工作呢?”答:“在城里、公司里挺好的。”行长再问:“让他们做农活不好吗?”马大爷想了一想说:“(做农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里工作好。”

  我当时就写有短文对此评说。现在看,甘肃农民马大爷讲的就是城市的能耐。这也是全世界城市化趋势不可抗拒的关键。本书由此展开:为什么城市有如此特别的能耐?

  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不大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放眼打量,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

  看来,人还不单单是所谓的社会动物,而且还是“倾向于集聚”的社会动物。倘若问:为什么普天之下,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

  以2010年有一次到访过的东京为例。大东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象深刻,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不过,这个全球第一大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更甚:该年度东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万美元,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67.4%。这样算下来,大东京一个地方就占日本总产出的40%。

  其他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据2004年的统计,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1.6%,但经济(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参照,以下简称GDP)占4.1%;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11.8%,经济占13.3%;纽约市人口占美国人口2.3%,经济占3.5%;芝加哥人口占美国人口0.92%,经济占1.25%;洛杉矶人口占美国人口1.3%,经济占1.68%(把这三大美国城市加到一起,人口占全美4.52%,经济占6.43%);多伦多人口占加拿大人口13%,经济占14.4%。发展中国家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前世行行长佐立克还提供过一个更为夸张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产出的GDP却超出了全国一半!

  最后的这个例证,就写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前言里。那份报告的主题,正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产和财富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带聚集和集中。读者可不要被“重塑”这类词语迷住了,似乎人们动不动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新世界来。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相对很小的地方去。

  这正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讲过了,城市总以人口密度来定义。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不喜欢也一样—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线索,这就是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这么想吧:开始兴许是安全或其他随机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们只要发现人口聚集有利于经济增长,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如果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那么除非有越不过去的屏障,就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实际趋势还是聚集度在增加,因为东京的致命吸引力还是挥之不去,“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当。

  道理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这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处走,那还能挡啊?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事人总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恰恰显示了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并一目了然地写在日本的大地上。

  顶牛多少年,据说最后还是东京的市政当局及其规划专家认了。干吗非要把人推向低处去呢?如果经济规律使然,人类喜聚集,创造更好的聚集环境不就顺了吗?2010年10月我们在东京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观光。直升机从市中心的高楼顶上升空,环顾四处,好几座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机械忙得正欢。请教后才知道,这是东京的都市更新—“空中城市花园”,要进一步增加大都会的密度,不惜到高空来实现霍华德当年“田园城市”的理想。

  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不见得。2004年首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但经济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倒是倾向于推断,如果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再也难以继续。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经济聚集趋势不再,收入“不留爷”,那人们就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有时候真的很长—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唯有一个关键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甚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以上所述,基于常理,属于不证就可以自明的那套逻辑。这也是本书认定的城市化的普适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差万别的是,满足推进城市化的条件,特别是本文强调的“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确各不相同。以中国为例,从古到今,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城市的能耐

  城乡中国以“城”字打头,那就先打量一番城市吧。让我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谈起。这场吸引了7308万人入园参观的世纪嘉年华,全部300多个参展主题展示,包括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馆、18个企业馆、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馆以及香港馆、澳门馆、台湾馆,还有近80个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馆,演绎的中心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自己没有看成世博,除了开馆前,应邀参加过万科馆的开建仪式。很想去的,只是那超级排队的纪录让我到最后还是裹足不前。有朋友看了回来兴冲冲地讲见闻,我问那主题演绎得如何。回答是,主题的中英文表达有异,似乎看不出演绎的究竟是哪一个。

  看来是很容易就挑到的毛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斩钉截铁的因果关系。“Better City,Better Life”呢?条件的含义很明显—(如果有)更好的城市,(当有)更好的生活。

  难怪引出了一个热闹的插曲。那是在世博开幕前,主办方举行世博论坛阐释本届主题。应邀前往讲演的各界知名人士中,有一位韩寒。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小老弟上台开口第一句话,就刮起一股寒风。他说:“我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看了网上的记录,他无非是把大都会城市生活糟糕的那一面数落了一通。看来看去,顶多算与世博主题的中文翻译唱了个反调。要是冲着英文去的,韩寒再寒,怕也只能说,“糟糕的城市,定有糟糕的生活”。

  中国人百年办一场世博,怎么主题的中译会出破绽?心有不甘,反正又不去现场了,就找背景资料来读。原来从1999年决定申办世博会起,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就开始研究本届世博主题。“课题组总结了主题选择的9条原则,从32个提名主题中初选了3个,其中两个与城市有关。同年11月,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菲利普森在访问上海时,提出了10条主题表述,每一条都包含城市与生活。在整个主题研究的过程中,有关专家举行了无数次研讨,最后确定了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主持其事的有位幕后人物,叫季路德。履历说,他曾是北大荒下乡知青,后来回到复旦大学任教,自上海申办世博第一天起就参与工作,从申博到办博,前后历时11年。季先生主管的就是世博主题演绎,所以当记者问及主题的中英文“两者内涵似乎有差异”时,由他出面阐释:“中英文在深层次是一致的,中文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英文则是并列的关系。当然,现在有人说城市根本不美好,你为什么要说它美好?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的道路、方向应该是怎样?不能说生活的城市不美好了,就质疑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方向。”

  麻烦还是挥之不去。如果强调方向与目标,直译“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不就结了?独独一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怎么还是让人觉得好像漏掉了前提—让城市更美好。不讲条件,定论“城市一定让生活更美好”,岂不是把天下对城市生活有抱怨、有批评、有指责的人们,统统推到“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大旗之下?

  看来,这不是容易弄懂的学问。可是再读下去,我却从季路德代表上海世博向国际展览局做出的说明中,得到一个启发。原来,国际上投票通过2010年世博的主办方之后,上海世博会还要向国际展览局提交《注册报告》,明确定位,才能向参展各国发出邀请。报道说,国展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先生对中方最初文本不满意,提出180多个问题要求修改。季路德带领团队用两周时间昼夜苦战,最后终于在国展局执委会会议上让中方《注册报告》顺利过关。个中细节,报道语焉不详,但其中提点到的一句话,却让我眼睛一亮,“季路德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世博会主题联系起来”—只此一招,执委会的专家们就觉得上海世博的主题说得通了。

  当然说得通。不管言语、议论、牢骚、抨击还是认真系统的批评,选一个角度问,从实际行为看,人们究竟是不是认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答案非常明确,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选择在城市生活,尽管城市生活不尽如人意,甚至在很多方面还很糟糕。世博官网上列出的数据可以为凭:在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人口迁入了城市。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5%。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了一点,但也正在急起直追—2012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13.5亿中国人的51.27%常住城镇。

  对韩寒来说,他当然拿得出支持“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诸多依据。不过若问他自己在哪里生活,怕还是城市。乡下倒有赛马赛牛的,可要玩F1方程式,非国际大都会不敢问津。文化上的“韩寒现象”呢?以我的外行之见,也以为那纯属城市现象,离开了巨大的人气积聚,才情就是比天高,也做不到发一句话让天下人即刻便知。或有人说,互联网让城乡之别再不重要。错了—那玩意儿是城市的产物,也只有城里人才鼓捣得出那玩意儿。它当然可以向乡村扩散,却注定要把乡村改变为城市!

  这就是城市的能耐。城市不但容得下认为“城市更美好”的人,也容得下批判城市、咒骂城市、把城市生活恨得牙根儿都痛的人们。后者一般不会同意“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他们自己生活于城市、离不开城市的行为,却表明他们在事实上也同意上海世博主题的中译表达。认为乡下不够美好,或美好我也不可常住的人,可以选择进城,可是进了城又不满意的,除非迫不得已,一般很少回乡。他们多半边批评城市,边改善城市,或移居到better city(更好的城市),去过更好的生活。

  城市的能耐是在比较当中被认知的。十多年前,有则报道教我记住了这一点。当时刚上任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先生访华,在甘肃省永登县秦川镇东川村与村民马社巴有一段对话。沃尔福威茨行长问:“你想让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马大爷答:“我希望他们能上大学。”行长又问:“然后做什么工作呢?”答:“在城里、公司里挺好的。”行长再问:“让他们做农活不好吗?”马大爷想了一想说:“(做农活)好是好,但不如在城里工作好。”

  我当时就写有短文对此评说。现在看,甘肃农民马大爷讲的就是城市的能耐。这也是全世界城市化趋势不可抗拒的关键。本书由此展开:为什么城市有如此特别的能耐?

  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

  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不大的地理空间里,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此地便被命名为“城市”。放眼打量,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

  看来,人还不单单是所谓的社会动物,而且还是“倾向于集聚”的社会动物。倘若问:为什么普天之下,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理由我说不好,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

  以2010年有一次到访过的东京为例。大东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象深刻,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不过,这个全球第一大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更甚:该年度东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万美元,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67.4%。这样算下来,大东京一个地方就占日本总产出的40%。

  其他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据2004年的统计,大阪人口占日本人口1.6%,但经济(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参照,以下简称GDP)占4.1%;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11.8%,经济占13.3%;纽约市人口占美国人口2.3%,经济占3.5%;芝加哥人口占美国人口0.92%,经济占1.25%;洛杉矶人口占美国人口1.3%,经济占1.68%(把这三大美国城市加到一起,人口占全美4.52%,经济占6.43%);多伦多人口占加拿大人口13%,经济占14.4%。发展中国家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前世行行长佐立克还提供过一个更为夸张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产出的GDP却超出了全国一半!

  最后的这个例证,就写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前言里。那份报告的主题,正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产和财富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带聚集和集中。读者可不要被“重塑”这类词语迷住了,似乎人们动不动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新世界来。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相对很小的地方去。

  这正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讲过了,城市总以人口密度来定义。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不喜欢也一样—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线索,这就是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这么想吧:开始兴许是安全或其他随机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们只要发现人口聚集有利于经济增长,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如果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那么除非有越不过去的屏障,就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实际趋势还是聚集度在增加,因为东京的致命吸引力还是挥之不去,“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当。

  道理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这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处走,那还能挡啊?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事人总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恰恰显示了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并一目了然地写在日本的大地上。

  顶牛多少年,据说最后还是东京的市政当局及其规划专家认了。干吗非要把人推向低处去呢?如果经济规律使然,人类喜聚集,创造更好的聚集环境不就顺了吗?2010年10月我们在东京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观光。直升机从市中心的高楼顶上升空,环顾四处,好几座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机械忙得正欢。请教后才知道,这是东京的都市更新—“空中城市花园”,要进一步增加大都会的密度,不惜到高空来实现霍华德当年“田园城市”的理想。

  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不见得。2004年首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但经济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倒是倾向于推断,如果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再也难以继续。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经济聚集趋势不再,收入“不留爷”,那人们就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有时候真的很长—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唯有一个关键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甚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以上所述,基于常理,属于不证就可以自明的那套逻辑。这也是本书认定的城市化的普适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差万别的是,满足推进城市化的条件,特别是本文强调的“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确各不相同。以中国为例,从古到今,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 "“城乡中国”开篇的话

  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这样看,城乡中国、中国城乡,拆开并拢,应该就是一回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城乡美国、城乡德国、城乡法国或城乡日本,更可以说城乡巴西、城乡印度和城乡俄罗斯,因为除了少数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一概都是城乡两分天下。“城市国家”(city country)是有的,譬如新加坡,整个国家由城市组成,完全没有乡村,不过那里的城市人,不少还是从周边其他国家的乡村里来的。倒是没有“乡村国家”这回事——整个国家全部由乡村组成,完全没有城市——不但当今没有,似乎很远久之前也从来没有过。《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名著,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时候,中国早有了城市。费老本人受教过的苏州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有名的中国城市里;后来他到伦敦大学深造,更是地处世界大都会。或许是城乡之间深刻的分野,才激发前辈学人认知城乡、认知中国。

  这是说,一个国家分为城乡两个世界,是相当普遍的现实。当然,普遍性总是隐藏在一个个的特殊性当中。概而言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所占比例高,城乡之间的差别不那么大,所以人们一般不取城乡角度讨论经济社会问题。像美国和法国,2012皆大选之年,不过好像没有听说哪一党哪一派拿那里的城乡问题说事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城市部分比例小,城乡之间鸿沟大,这就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这也不难理解,要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那么离开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并没有把握说,这些现象他国全无,唯我中华独有。但是横看竖看,这样的三个现象交织到一起,把以十亿计数的中国人都网罗其中、欲罢而不能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多见的机会。不是吗?2012年的春节,仅铁道部公布的春运人数就达2.21亿人次;算上公路、水路和民航,春节前后40天全国客运量过了30亿人次!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世行有报告说美国每年3 500万人更换居所,也是人口流动的大国。不过,那边是长期搬迁,这厢却是短期探亲,过完了年节还要“打道离府”的。再往上追,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无疑也是个发展中国家,西部大开发、大搬迁青史留名。可是以我2003年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里查看到的资料,当年的美国移民多半就是举家西行,不似我们这里,光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就有好几千万。

  让我辈无法别过头去置之不理的,不仅仅是城乡中国悲喜纠结,还因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尚不容易阐释的逻辑。工业化搞不起来,城镇给不了乡下人更多的机会和容纳空间,好懂;可是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城市大门却对农村日益紧闭,却实在不好懂。再有,人往高处走的动力学,好懂,所以工业化、城市化伴随大量移民,不断从低收入的乡村地区移向机会与收入较高的城市,也好懂。从这个逻辑出发,城乡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强劲的进城移民运动,等到更多的农村移民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趋近。可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进城打工”,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回家。这岂不是说,城乡收入之差,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又要重新拉大?还有那所谓的“土地城市化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从没听说过这个别扭概念的读者,要容我以后细说——岂不是确认,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意味着人口在空间分布的密度下降?如是,叫城市化,还是叫逆城市化呢?!

  最不好懂的,是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居然给城乡中国带来出乎意料的紧张。我读到的相关新闻,十之六七,要件不是一幅地,就是一处房。奇了怪也:房和地不就是“生产要素”吗?平平和和地“配置”不就得了?就算市场上供求双方利益相向,不是还有句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怎么要闹得如此火爆,个别场景居然还要舞枪弄棒的呢?个人不相信那些深不可测的“斗争学说”,而倾向于认为,这里面总是哪个制度和政策环节没有妥帖,才让中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的城市化加速,从某个角度看去好像是中了什么诅咒一般可怕。

  当然,过于沉重的题材,也不适合拿来连续开专栏。幸好,“城乡中国”不是这样的题目。讲过的,天下人不是城里人就是乡下人,或者像农民工,可算在城乡之间进进出出的流动人——因此估计,对城乡中国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不少。其次,“城乡中国”看来严肃,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试举一例:你要怎样让一个老外很快明白什么是“小产权”呢?“small property”肯定满拧,“informal rights”又多半误导。也不要以为老中就个个都知道,看新闻,“国土部又要清理小产权房”云云,那标题里有一个概念是混搭出了错的——从来只有“小产权地”,没有“小产权房”。此说何据?看本专栏吧,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是的,在城乡中国的大题目之下,妙趣横生的小题目多得很。“城中村”,也许各位略有所闻,不过欲知其详,我们还需要一道前往探查。“村中城”呢?很少听说,怕要实地看了江阴地方号称“天下第一村”里那座300米高的摩天楼,我们才算知其然。还有“城中城”哪,几年来区区在下追踪访问过那么几座,颇有感悟,很乐意与读者分享。“是城似乡”则所在多有,费老当年刻画的“乡土中国”,不但在观念与人际关系方面依旧覆盖着今日的城乡中国,而且直观地看,很多大都会城市的很多空间其实还“相当的农村”,人们见怪不怪就是了。中国的城城乡乡之间,有多少现象值得梳理,又有多少道理值得探究?

  所以,早就想写一组城乡中国的系列评论。观察的基础还算厚实。自2007年在“50人论坛”成都研讨会上听到当地城乡统筹的改革经验之后,这些年来对成都的调查访问就没有断过线。不是我一个,而是一群有此同好的同事和同学。我们不但细看城乡成都,还参照调查了重庆、长沙、嘉兴、天津、京郊、镇江、南海与深圳,在横看侧看之间寻寻觅觅,期望增加对城乡中国的认识。一回头时间还过得真快:2008年1月一起在都江堰大观镇茶坪村住在老乡家里的几位同学,留学的留学,工作的工作。对越积越多的调查素材,应该是进一步加工的时候了。本专栏算我开个头,希望逼我们的后起之秀写出更好的著述来。

  一如既往,写系列专栏一概不预定计划。2012年元旦刚刚结集成册的《货币的教训》,起于2010年4月20日那篇“口水能决定汇率吗?”原本的写作冲动,就是为自己,也为同学和读者对吵得(一天世界上海话,即一塌糊涂)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理出个头绪来。完全没有计划,就是一篇一篇写,没想到一共写了50篇,其间忙过几个其他题目,还有几次断稿,前后居然持续一年半。再上一个系列是医改评论,开工的时候是冲着所谓新一轮医改方案形成时的辩论而去的,本以为新方案不久可以面世,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我写到40篇的时候,那个医改方案还没有出生。要讲的都讲了,停就停吧,说起来也是“止于当止之处”,不违作文之道。倒是2002年写的那个系列《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起笔之前在笔记本电脑上一口气打出十多个关键词,似乎是预备讨论的题目。可是一旦开写,笔下似乎自有展开的逻辑,就不管预想的计划了。有此经验,写系列评论恐怕还是没有计划的好。若问城乡中国会写100篇吗?答案是不知道,听其自然算了。可以让读者放心的是,在下生性愚钝,却还不算蠢笨,同学、编辑和读者略有提点,我就知所适从,懂得就坡下驴的。顺便交代一句,读者来信我不会一一都回,但看还是会看的。骂我的也会看,就是看得飞快些,除非真的骂出了水平。

(责任编辑 :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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