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杀人犯做朋友，就别与我们有牵连。
——受害人对修女海伦·培贞所言，出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致何等苦难，上天竟以爱情断除喜乐。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布鲁塞尔航空1027号班机在夜色中缓缓降落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国际机场，入境队伍短，美国籍旅客无须签证，出去后立刻看见我的行李箱安稳地躺在那里。佩戴高尔夫山丘饭店识别证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进车子以后，车子驶上几乎没有车辆来往的道路，朝市区前进。
饭店如其名位于山丘。涅卢提拉玛（Nyarutirama）区内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属高级地段。饭店的住房外观颇具郊区公寓风味，以黄褐色系为主调，但不知是否为了弥补过分单调的景观，许多地方都加上了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长颈鹿和部落传统壁画，房间钥匙绑在非洲大陆形状的皮革上。我要在这里度过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之所以挑选卢旺达作为监狱之旅的第一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狱政特别糟： 27个国家平均之后，超过收容量达141%，全非洲大陆超过三分之一的监狱人口（至少100万人）尚未受审，换言之，某些国家牢狱内的人可能九成根本无罪。非洲各国政府不够重视司法，贿赂、吸毒、卖淫、强奸十分泛滥。1996年，各国代表团曾在乌干达集会，起草非洲监狱报告书，内容指出监狱对于遏制犯罪几无功效，其后又发表针对监狱环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监狱“不人道”、“管理人员行径恶劣”，结论指出，过度依赖监狱“对司法无正面意义，未保护公众，稀少的公共资源没有好好利用”。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要继续感伤，而是希望找到能透进曙光的裂缝。正因为非洲各国司法系统问题严重，所以存在积极改革的空间。危机就是转机。
而我选择卢旺达，其实是因为其他国家听见卢旺达三个字，脑袋里就联想到：种族屠杀。
被害者的国度
1994年卢旺达发生百日大屠杀，胡图族杀害约100万名图西族，手段多为利刃或钝器，这小小东非国家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卢旺达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会及经济繁荣收获声誉，但人们想起卢旺达，脑子里还是大屠杀。其实事件过后20年，卢旺达已是非洲新生的模范，在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领导下，商业竞争力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连续六年在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长都达7个百分点，识字率飞跃提升，国民卫生每人每年负担低于100美元。
卢旺达之所以成绩斐然，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种族和解。文献指出，该国在屠杀事件后设立了“盖卡卡法庭”（gacaca）
“gacaca”一词源于金亚卢旺达语（Kinyarwanda），意为“草地上的司法正义”，也就是由部落成员充当裁判者，是一种传统式小区审判体系。——编者注
，属传统聚落的司法制度，由小区居民集结并整理加害与受害者名单，但最终目的并非施以惩罚，而是裁决如何补偿。我也听说卢旺达的司法途径大概是回归了文化根源，鼓励的不是惩罚，而是宽恕与补偿。屠杀事件促使这个国家思考其社会支柱，审视监狱系统，甚至司法本质。
这里有几十万、几百万彼此存在弒亲之仇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但他们比邻而居，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相互体谅。以卢旺达为旅程的起点深具意义，因为关于犯罪的对话不应从犯下罪恶行径的人开始，虽然我们总是这样谈论刑事司法：是谁犯案？如何惩治？却忘记将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无论如何关切加害者，都不该淹没我们对于受害者的重视。因此，踏入监狱这个犯罪者的领域前，我必须先浸淫于被害者的国度，踏上其中巅峰，也因此首选卢旺达。
决定以后，第一步是调查卢旺达有哪些非政府组织与我目的一致，能够带我进入监狱。可以寻求的合作对象很多，因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该国当前的精神指标，许多非营利活动以此为主要诉求。浏览过诸多使命宣言后，我锁定其中一个组织，他们的服务对象设定为大学学龄的屠杀幸存者，年纪在25岁以下，很多是孤儿。通过网络与该组织创办人联系后，我很快得知这些幸存者也想探访监狱，因为狱内八成囚犯的罪名与屠杀事件相关。年轻人原本就想发起探视活动，不过迟迟没有实现，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欢迎。
前来基加利，我的动机是与年轻幸存者合作，一同进入都是屠杀者的监狱一探究竟。探访行程为何，能有什么作为，甚至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等等问题，在旅程之初毫无头绪，但我还是来了，因为首次读到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Never Again Rwanda, NAR）。
若说有一句话像咒语般贯穿我的童年，贯穿经历大屠杀的犹太人社群，就是这同样一句话：噩梦到此为止。我的族谱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战屠杀中丧生，或许这是个适合的切入点。
为仇恨埋下和平的种子
“在卡西卢大楼，美国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上，一个路口右转。”
为我说明地址的詹姆斯是当地人，身材矮壮，英文说得和卢旺达语一样好，因此成为基加利最多人雇用的出租车司机。
出门之前，旅馆经理塞了一把伞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头明明晴空万里。“相信我。”她这么说。
詹姆斯播放着牙买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专辑，他在牙买加的舞厅很红，歌词走粗鄙路线。
“卢旺达人喜欢情歌喜欢得过头了，”詹姆斯笑道，“太多爱来爱去，打开电台我就受不了。”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目的地。对面有间挂着红色灯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实就是一个混凝土箱以蕾丝布做门面，旁边墙壁上用喷漆喷了些图案。我找到NAR组织的招牌，穿过光亮铁栅门走进去。办公室里空空的，四面是褪色的米黄壁纸，只有一两张木桌子和几台过时的计算机，不见任何人影，“良知”的歌声从美容院那头传来。直到走进后面房间，我才找到执行总监艾瑞克·马荷罗，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还系上领带，窝在座位上。见我进来，他腼腆地握了手并开口欢迎。
“要不要见一下计划负责人？”艾瑞克带我回到前面办公室，阿尔伯特·杜库祖穆瑞米已经站在那里。他的外号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岁，体型瘦长，动作显得慵懒，与那双锐利的眼睛不相衬。
我们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后，立刻切入正题，不过讨论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灵光，勉强能沟通。卢旺达在1994年以后才将英文课程纳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杀后的世代英文能力参差不齐。有趣的是，卢旺达本身为非洲大陆上少数语言统一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使用同种语言，不像邻国肯尼亚数十民族语言各异。
桑托斯和我聊到卢旺达监狱的源流。当年德国殖民者引进监禁制度，1916年比利时接管后拘留所数量大增，形态则有所不同，当地称为单人囚室：非正式但用于拘留的小屋，里头有客厅、客房，甚至厨房，颇具隐私。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族政权以流氓或游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图西族后，将之关进囚室。
换言之，大屠杀事件以后，卢旺达没有足够的基础建设能安置超量的杀人犯，全得将他们塞进有限的空间里。到了1995年，囚犯人数超出容纳量5倍，拥挤的环境带来可怕的结果，数千人感染肺结核与痢疾，犯人真的必须一个叠一个，堆起好几层，他们又渴又饿只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后六周，基加利中央监狱死了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卢旺达中部大城吉塔拉马（Gitarama）监狱也在八个月之内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须睡厕所，还出现所谓“僵尸”（komeza，原意为“持续”）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觉的地方，入夜后只能走来走去的囚犯。
危机重大，卡加梅总统展现惊人气魄。“让犯人出去。”他直接这么下令。1998年，首先释放年迈的囚犯。2003年，一口气释放了2.4万人，包括重症者、参与政府推动认罪计划者、屠杀事件时未满14岁者。2005年，第二拨释放2.2万人。释放以后，人犯不拘禁在监狱，仍旧要面对控诉，法律依据为1996年针对屠杀行为进行分级认定的立法。
面对惨况，司法正义如何实现？联合国安理会设置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找出要为事件背负最多责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诉，程序直到2014年才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卢旺达的法院系统也起诉逾万人，尽管2007年废除死刑，但之前已处决22人。
其余多数人则进入了卢旺达的伟大实验，也就是回归当地传统的司法模式。“盖卡卡”原意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进行审判和公听，过程完全公开，由社区选出的法官进行审查。听桑托斯描述时我还是难以想象： 2006~2012年间，1.2万个“盖卡卡法庭”审判超过120万个案件，除了做出判决，更可以对悔意充分、想复归社会的人提供减刑。
殖民时代之前，“盖卡卡”裁决的多半就是补偿方案，补偿形式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肉体惩罚或死亡。屠杀事件之后，“盖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将犯人纳入2005年成立的40个巡回式“公共服务营”（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 TIG）。大约有5.3万人被送入TIG成为公共服务人员（tigiste），他们以劳动服务作为弥补，造桥铺路、兴建校舍、盖房给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屠杀的幸存者。公共服务人员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须从家中往返，也必须读书识字，接受建筑技能训练、公民教育、认字学习卢旺达历史，并了解政府政策。TIG为卢旺达政府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又减少监狱人口达53%，囚犯人数减少到5.8万人左右，相较之前已经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数在全球依旧排名第七。卢旺达矫治署继续努力，并大胆提出将监狱由14座减少到9座。
通过与桑托斯深入对谈，我了解到这么多背景信息。他还表示NAR组织中的年轻人一年前曾经拜访公共服务营，可惜没有成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合作的监狱探访计划这次能够持续下去。我打量着他那副坚定神情，脱口而出：“桑托斯，你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
“我想，”他轻声以法语回应，不过很快又改成英语： “你们怎么说的？为卢旺达埋下和平种子。”
若非亲眼见证那诚恳至极的态度，我一定会以为是在演戏。
那天回饭店前，我请詹姆斯带我到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坚强些，”他笑着送我下车，“别哭哦。”这么说的同时他似乎笑了起来。
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
我确实哭得好惨。“卢旺达是个湖光山色、绿意盎然，又充满孩童笑靥的国度。市集里除了熙来攘往的客人，还有鼓手与舞者表演，工匠们手艺精湛。”导览的开场介绍完以后，就进入1994年惨绝人寰大悲剧的细节。虽然不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那样揪心，但同样精准到位。大屠杀之前已有许多小规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连串针对图西族的攻击，迫使数千人迁居邻国布隆迪、刚果、乌干达；35年后妇孺也成为目标，母亲们遭到强暴，还被强迫杀害亲生骨肉，或恶意传染艾滋病毒，也有铁链捆绑和活埋等等。走进儿童室，里面纪念“本该成就未来”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肠胃翻腾，例如“在母亲怀中被刀砍死”。
走出博物馆，饭店经理预言成真，艳阳高照的天气转为倾盆大雨。路旁牌子写着“请勿踩踏坟墓”，我看了又一阵啜泣。有个十几岁男孩面带笑容，正在为坟墓上铺盖的蓝色帆布清除积水。
“哈啰！你结婚了吗？”他竟然这么大声问。我不知所措，摇了摇头。“从哪里来的呢？”他继续笑着问，心不在焉地继续清理坟墓。
“纽约。”我嗫嚅回答。
“美国人啊！那你应该蛮有钱的。”男孩这么叫道，掀开帆布一角：“你是来看坟墓的吧！”
我耗尽全力忍着没呕吐。底下是个坑洞，里面塞满颅骨，几乎要满出来了。数万颗骷髅头像棒球一样堆在里面，一个个人头，一条条生命。
茫然离开以后，我心绪混乱。刚才的少年是胡图族人，还是图西族人？如果我要对我见到的每个人都猜测其种族，这公平吗？桑托斯忍受的是什么处境？
我究竟该如何面对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
也许该让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发霉腐烂才对。
我晃进纪念品店，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卢旺达文和斯瓦希里文三语对照的语言学习书，另一本是《我们幸存于卢旺达大屠杀： 28位见证者》。
“你穿黑色！”为我包装书本的男店员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欢粉红色。”
走出大门，詹姆斯看见我买的书，叫道： “选得好！”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双亲，然后逃到南非，进入肯尼亚医学院，到银行上班，但觉得上班族生活无趣，于是回到卢旺达做出租车司机。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没想到看上去这么乐天的人也是大屠杀受难者，我暗忖哪里还需要手上这本书，史料俯拾即是。
周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过纽约的人脉认识艾迪，他是演员也是社会运动人士，穿着剪裁合身的黑色牛仔裤、皮夹克，戴了墨镜，来到高尔夫山丘饭店。“欢迎，”他立刻伸手，“你应该认得我吧？”
“认得你？”
“电影啊！”艾迪摆了姿势，双臂交叉，一脸剽悍，之后忽然爆笑。
啊，没错，他在我朋友拍摄的电影《所有卢旺达人》（Kin-yarwanda，肯亚旺达，卢旺达的旧名）中饰演狱卒。那是第一部就大屠杀所拍摄的纪录片。
我们开车绕进市区，周边风景有三个主色调： 橙红大地，翠绿山峦，奶油色房屋。下过小雨，空气清新，路面还很粗糙，没有多少汽车，只有计程摩托车来回穿梭，险象环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办，我就一路跟着，拜访了一个促进和平的社运组织，一个标志上写着“和平、善行、爱国”的年轻人社团和一所学校。他搬了些捐赠书籍进入校园。
“贝兹，你有没有领薪水？”回程时他问起。艾迪有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习惯，就是思绪变换太快，前一分钟嘻嘻哈哈，突然间就神情凝重态度严肃。我回答有。
“我没有，每天就是奉献与捐献。我本职是作家，但是也挺爱演戏的，除了我老婆，我就最爱这两件事。”艾迪写了一本书，是诗集，书名叫做《他们的罪行是我的耻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胡图族。
“很多人为屠杀幸存者写书。”他解释，“不过迟迟没人为犯罪者发声，为没有杀人但因此染上污点的人发声。我们活在耻辱中。”
这番话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上课时也会给学生看一部名为《判决之后》（Beyond Conviction）的纪录片，剧情讲述三个犯罪受害者选择与犯人对话。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药的兄长强暴，两人会晤过程令人纠结。她逐步揭开心上疮疤，哥哥也惭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无法直视妹妹。最后，在妹妹请求下，他终于抬起头。妹妹过去给他一个拥抱。我视线被泪水模糊，画面上那难以想象的大和解太过震撼。妹妹说她已经原谅哥哥，只有宽恕能够治愈伤口，帮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学着原谅自己。
我向学生提出一个残忍但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 如果必须选择，你希望是这案子里的哪一边，被害者还是加害者？大家直觉表示，当然是加害者，谁愿意被害？我追问，大家真的确定吗？愿意一辈子背着那个十字架，永远记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呕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以余生来背负，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义，不假人手的监狱。被害人经历梦魇，但在梦魇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较之下，有自觉的犯人要终生面对耻辱。
我来卢旺达的时候也带上了一本《判决之后》，以及许多关于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书籍，原本以为参访监狱时能派上用场，却决定下车以后全部送给艾迪。
给他们重生的机会
“你愿意谈谈大屠杀吗？”
今天与监狱参访团体会晤，问题清单上，第一条就列着这个问题。其他包括：“为什么参与？”“对于刑罚有何见解？”我很紧张，当然紧张，因为自己是个白人。尽管以前的工作接触过监狱或年轻族群，但毕竟局限在美国。这里是卢旺达，一个经历种族屠杀历史的国家。
我抵达NAR组织办公室时，学生们尚未露面，柜台有位秘书叫格蕾丝，20岁，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显然YouTube比较有吸引力，还好我说出关键词。
“你是作家啊。我也好想当作家。”
很快就敲定了由她为我写几篇短文，一方面她要练习英语写作，另一方面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世代。
“这个世代？”她反问，几秒钟后反应过来，“喔，你是说大屠杀对不对？”格蕾丝的语气像是没当成一回事：“我父母也死了。”
即使语气如此平淡，那句话仍可谓掷地有声。后来我从团体里15个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样回答，父母双亡这几个字不断翻搅我的思绪。
开始自我介绍。有位NAR人员协助翻译，但听起来五个字变一个字，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错过大半内容。我交代了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和“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工作历程，也提到每个月带一批大学生进入监狱里面，与受刑人共处一室上课。这种学习交流活动对双方都造成很大冲击，受刑人开始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普通”学生，而普通学生则讶异于受刑人与自己比想象的更相似。卢旺达青年听完后竖起耳朵，我们也想见见受刑人，他们说，干脆申请一个Facebook账户好了。
我接着询问学生，进入监狱以后打算做什么。他们望着我，忽然沉默了。桑托斯跳出来，表示他不打算讨论大屠杀，所有人对这话题已感到疲惫。他们不想停留在罪行上，而是希望释出善意，达到和平与谅解。这个意见在学生间发酵，可是当我进一步询问：那么到底打算做些什么？他们还是沉默。
我说，写下来吧。什么语言都没关系。
这招见效。大家马上动笔列出建议： 足球、唱歌、跳舞、辩论会、电影欣赏、短剧表演。我们下一次开会时投票表决，挑选每月一次的参访行程适合安排什么活动。之后也为这个计划取名：“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的监狱访问计划（Never Again Rwanda's Prison Visiting Project），英文缩写NAR'sPVP。青年团体与和平组织最喜欢很酷的代号。
星期天，桑托斯刚从教堂走出来，服装相当体面，而我只有牛仔裤和球鞋。与学生团体见面前，我们两个坐下来讨论如何遴选参与活动的囚犯。我写下“回归”（reentry）一词，在监狱里面常常有人提，意思是服刑结束，准备回家。桑托斯用力点头。
“对，贝兹，我们应该挑那些要回家的人。”他看着我，眼神有点羞赧：“我可以问一件事吗？‘贝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这只是外号，是小时候姐姐们取的，其实我的本名是出自《圣经》的“芭丝谢芭”（Bathsheba）
《圣经》中译本译为“拔示巴”或“巴特舍巴”。——译者注。
“是个女王！”他叫道。
我开玩笑说那女王的风头总是被大卫王抢走。大家记得大卫，却不记得大卫的妻子、所罗门王的母亲。“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七的女儿’或者‘好运的女儿’的含义。”我又说。
桑托斯听了很高兴，拿了我的笔记本，用大写慢慢拼出一个词： “UMUNYAMAHIRWE”。
“这是你的卢旺达文名字，”他说，“好运的女儿。”
后来学生慢慢到了，也是进教堂的装扮。里头英文说得最好、个性最大方的尤金凑近，他说他母亲在距离基加利市两小时车程的沙隆村一间孤儿院工作。琼与娜塔莉两个人坐在角落有说有笑，娜塔莉和其他许多成员目前都就读于基加利大学，主修商管和经济。
开会了，学生又开始怯场，桑托斯和尤金的翻译也显得零零落落。我们还卡在探访行程要搭配什么余兴节目之中，不久后我完全置身事外；进入民主程序，每个人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桑托斯只能偶尔抽空告知我共识是什么。访视有一部分是座谈，以小组形式讨论时事，他们挺喜欢我的建议，也就是缩小小组规模，确保囚犯和自由人充分混合。这是我在美国实行的技巧。
气氛活络起来，学生开始为小组讨论设定主题，桑托斯提议“如何维持本国和平”，去年参观过公共服务营的领队马修听了却眯起眼睛。马修之前没空来开会，这天第一次出席，直至此刻发言不多，却忽然吐出一串英文，而且冲着我来：“哪有办法和这些罪犯、这些种族屠杀刽子手探讨如何维持国家和平？”
仿佛有只大象迎面撞来！
“罪犯”。“种族屠杀刽子手”。这些字眼至今都掩埋在漂亮的场面话底下。“和平”。“宽恕”。
所幸桑托斯出声，接着他们继续讨论，也起草一份企划书。事后，桑托斯告诉我他如何一席话镇住冲突。
“我跟他说： ‘我们之所以要去监狱探视，是因为我们希望放下恩怨，给他们重生的机会。’他们总有一天会出狱，难道我们希望这些人依旧愤怒、充满仇恨？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村子里。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是回归。”
我不禁自问： 像桑托斯这样的人，只是我想象的幻觉吗？
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
之后几天，我越来越习惯基加利的生活。“世界迎接基加利”，高尔夫山丘饭店出去的路上有块海尼根广告招牌，广告牌上写着这句标语。没错，世界各地都有人来这里，大半是志愿者，在饭店和市区店家都能遇见。有个医生也是纽约来的，此行目的是要训练卢旺达人使用超音波仪器。荷兰来的新朋友想推动当地女性微型贷款。另一位加拿大籍索马里医师看中房地产的增值潜力。
下午我多半待在NAR，晚上则和朋友出门。早上习惯在饭店房间阳台和电脑约会，享用气味醇烈的卢旺达咖啡并阅读当地报纸。每天都有至少一则屠杀事件的相关报道，例如某人提出反屠杀理念的法律修正案，又或者追踪琼·文肯迪案的后续发展。琼·文肯迪（Jean Uwinkindi）原是牧师，却夺走数千人性命。在卢旺达，1994年仿佛只是昨日。
除了NAR组织，我也试着融入当地文化，主动与音乐工作者接触，或者与每个遇见的人聊聊音乐，否则没有材料能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做专题。果不其然，音乐是另一条倡议和平与和解的管道，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歌曲正向积极，不涉及政治、种族屠杀或者类似的沉重议题。
“爱。我们歌唱的是爱。”外貌和言语一样沉静温和的非洲节奏（Afrobeat）音乐人卡米基说，“我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但是该把它放进歌曲里面吗？那样做只会让自己发疯，何况有谁希望动不动就被挑起那段记忆？”
连饶舌歌手也一样。虽说饶舌音乐言人所不敢言，歌手们仍旧表示不希望音乐和政治挂钩。没有任何地方比卢旺达更明白沉默的力量，在这里提及种族议题，说错一句话就是莫大罪过，因为不久以前对其他种族的批判导致了那不可说的惨剧。
“言论自由有可能走火入魔。”卡米基又说，“屠杀事件发生前，大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大约100万人遭到杀害。回顾过去，显然有些话不该挂在嘴边。”
的确，时至今日仍有知名音乐人士因为创作反图西族的歌词而遭到起诉，卢旺达坚持以法律捍卫反种族屠杀的理念。屠杀事件过后，卢旺达成立国家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下设置国家团结教育营（ingando），获释的囚犯在接受“盖卡卡法庭”审判前得先在那里度过几个月，深入理解卢旺达政府宣扬的和平、团结、和解及反报复的理念。直到现在政府依然鼓励各行各业的百姓，无论学生、政治人物、教会领袖、娼妓、退役军警或屠杀事件的加害者以及“盖卡卡法庭”的仲裁员，大家都可以抽空去团结教育营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月。
有人认为这是洗脑，是政治操弄。我也试着化身怀疑论者，从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观点来分析，仔细剖析每个人说的话，想找出思想钳制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发现在屠杀这脉络下，“洗脑”未必负面，教育和灌输的分界本就模糊。就卢旺达历史而言，对照眼前的和谐宁静，如果他们借此塑造出和平的国家氛围，对言论自由的少许限制和审查是否罪不可恕？
我们的计划有了重大进展。NAR的艾瑞克和桑托斯明天要带着我起草的提案说明前往矫治署。
“不过你别跟着比较好，”艾瑞克说，“承办人员看见你可能会紧张吧。”他迟疑一下，心里在想这个美国教授是谁，到底要干吗之类的。
我点点头，表示无妨，就留在这里等好消息。
后来在波本咖啡厅，也就是卢旺达的星巴克，我和艾迪的死党伊斯梅尔聊了起来。他和艾迪一样从事艺术工作，目前正在制作一部叫做《离异》（The Divorce）的影片，内容述说他和他父母那一辈的隔阂。与艾迪不同，伊斯梅尔同时是伊斯兰教徒和屠杀幸存者。
“我挺喜欢你们的计划。”他点点头，长睫毛底下眼神柔和： “假如是我去监狱，也不想看见一群愤怒苦闷的人。他们迟早要回家，带着愤怒苦闷回到社会不是好事。”
伊斯梅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想制作那部影片，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不能像老一辈那样执着于大屠杀。他说了些童年故事，我的脑海里也满是回忆。十一岁那年的“灾难日”（Yom HaShoah），也就是犹太屠杀纪念日的前夕，隔天是希伯来学校的大日子，所有人必须穿上一身黑，普通课程全部暂停，每节课都换成与屠杀事件有关的座谈或影片。整点时，各种活动中断，聆听校长通过广播念出一串名字，是死去的学生亲属，以及他们死前所属的集中营。我们家在整理名单时，父母为了谁在哪里被杀还起了争执。
“不对，不对，雷切尔·苏拉是在奥斯维辛，不是布痕瓦尔德。”
“我要留在家里。”我大声说。
父亲转身瞪我。
“我没有黑色衣服。”我继续说。
“你没衣服？”他咆哮，“你知不知道同胞们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结果你在意的是自己没有黑色衣服？”
我很清楚，太清楚了。600万个鬼魂盘踞我家。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我噩梦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因为我小时候母亲一直播放《辛德勒的名单》原声带。我祖父也仿佛无所不在，他在大屠杀中失去整个家族，于是训诫我们千万千万别踏上匈牙利，因为匈牙利人比纳粹还要狠。那个国家的土地里全是你们的血，他这么说。我数得出祖父笑过几次、抱过我几次，却数不清他几度在安息日餐桌上操着意第绪语和父亲大吵，或讲过几次一模一样的故事，也就是匈牙利的纳粹同路人将曾祖父拖出犹太学校，在街上活活打死。祖父的表妹是家族中唯一从集中营生还的人，后来住在我父亲那里。她的故事我也听过太多遍：双胞胎兄弟没逃过一劫，她靠脑袋灵光加上运气好保住一命。长大以后我去欧洲，要进德国还得说谎瞒骗父母。列车穿越边境时有股罪恶感哽住喉咙，那种感受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对大屠杀，我只觉得疲倦。
“疲倦”不足以形容。应该是“精疲力竭”，“阴魂不散”，“遭到奴役”。理智崩坏的氛围充斥在家族间。我将童年记忆说给伊斯梅尔听。从他眼神里，我发现或许他比我自己还清楚那是什么感受。
“好多次我宁愿自己成为受难者，干脆别活下来。”他老实说，“我知道能活着就很幸运了，但并不希望一辈子以这个身份活下去。我是历史事件的幸存者，却不是人生的幸存者。为什么不让我好好享受生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伊斯梅尔的声音缓慢且颤抖：“亲人没办法替换。我当然无法找人取代爸爸妈妈，不可能。但事实就是我已经失去父母，所以谁来代替他们照顾我？是国家。那么，让我好好活在这个国家，让我享受还存在的一切。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可是我也不想总是躲在房间里哭哭啼啼。我想好好活。”
刑罚是回头看，而宽恕是向前看
第二天，我系好iPod出去晨跑，外头风景如画。这片橙黄大地如此丰饶，路旁女性兜售陶器与艺品，搭配色彩鲜艳的狮威啤酒（Skol）广告。但伊斯梅尔那番话萦绕我心头。
他和我祖父两个人都是经历苦难活下来的。我跑着跑着泪流满面，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自己多么同情祖父，为他，为我们失去的一切感到悲痛。伊斯梅尔和我祖父同为生还者，却有截然不同的灵魂。
“人对待人是如此不公。”鲍勃·马利的歌声在耳边响起。
我脑袋里又闪过另一段童年记忆，是普珥节（Purim），庆祝古时犹太人逃过亚哈随鲁王（King Ahasuerus）大臣哈曼意图种族屠杀的阴谋。那时家里堆满礼物篮，里面满是食物、红酒、葡萄汁。父亲在客厅读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给大家听，按照犹太传统，每次念到哈曼的名字，我们就要制造噪音盖过去。念到哈曼恶计被揭发，与十个儿子一同被吊死的桥段，父亲得一口气念完，以强调犹太人复仇得胜的光彩。
时至今日，我想问的是： 复仇是光彩的事？别人伤害你，于是你伤害回去，这种光彩难道不是伪善、冤冤相报吗？时常有人以“威慑”来诠释司法制度行使暴力，问题是已经将230万人扔进监狱，犯罪问题却迟迟未有改善。司法上的功利观点，以犯行者的人生满足我们的目的（也就是安全），看在犯罪学者戴德丽·格拉什（Deirdre Golash）眼中，完全违反道德伦理。“可以要求犯行者弥补受害者，”她在著作中说，“但不能声称为避免犯人再度加害，于是反过来先加害他们。”
为了解决惩罚概念造成的困境，我研究格拉什的思想好一阵子。关掉iPod，往路旁一坐，我从脑袋里的数据库提取出许许多多与刑罚争议有关的文字。说是争议，正如社会学家戴维·布宁（David Boonin）的精准描述：“国家机关对某人做出的处置手段原本不符合道德标准，但为何因为此人违反所谓公正合理的法律，就会使得国家机关采取的手段变得符合道德标准？”监狱在多数人眼中是报复。然而，若矫治合理，报复是否也合理？另一位思想家塞内加（Seneca）出来发声。“‘报复’是抽离人性的词，糟糕的是多数人视其为正道。报复的本质与犯罪无异，只是先后顺序不同。”他这么解释，“以暴制暴就是犯罪，但比较容易找到借口。”
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他形容刑罚是“社会定义为合法的集体暴力”，而犯罪则是“被定义为非法的个人暴力”。“刑罚不具预防或抑制的功能，反倒会激发未来的暴力。”
总结而言，刑罚永无止境，只会一再反复。刑罚起源于无力感，目的是角色对调后再现痛苦情境。在刑罚过程中，我们迎接罪恶，并赋予它控制心灵的庞大权力。刑罚是回头看着过去，而宽恕是向前看，消弭暴力循环，帮助我们不再受制于加害者造成的影响。因此有一句谚语说： 争端止于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