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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情”我“愿”之后谁该承担责任?

2016年08月04日 07:46    来源:中国经济网   

  

《正义的效益》 作者:熊秉元 东方出版社

  经济学研究人的理性选择,不限于市场行为。市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婚姻家庭等其他领域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张男与刘女是同事,张男是部门经理,刘女是部门的职员,两人均未婚。2012 年7 月,张男在刘女家为刘女补习业务知识,因为时候已晚,张男留宿,两人发生性行为。三个月后,刘女因下腹疼痛就医,诊断为“子宫外孕”,手术切除一侧输卵管,造成刘女十级伤残,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数万元。刘女起诉张男,认为因张男诱骗而发生性关系,张男应当对损害承担责任。张男则主张:双方只是同事关系,并非恋爱关系,是刘女主动留宿,责任应由刘女自负。

  对于这个案件,一种观点认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两性关系也不例外。众所周知,性行为可能导致女性妊娠、流产等生理变化,而且常常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如果性行为是基于夫妻关系,属于生理上、心理上和伦理上的正当需求,造成一定的身体损害时,无可厚非,夫妻可以共同面对而化解损害,不会是侵权。本案中,张男明知自己没有恋爱、结婚的目的,也明知自己不愿承担性行为可能产生的损害,仍然与刘女发生性行为。虽然证据无法证明是刘女所主张的“诱骗而发生性行为”的情形,但是张男的行为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与普遍的道德观背道而驰,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张男的行为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男女自愿的性行为,是普通的交际或者情爱关系,既不是法律行为,也不是违法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

  刘女的损害是生理风险,并非侵权行为所致。张男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多是分担部分经济损失,属于补偿责任。法院的裁判没有采纳这种观点,而是指出:不以恋爱、结婚为目的的性行为有害。《侵权责任法》考虑的是,行为人是否承担了损害的成本,而且进一步考虑,行为人能否事先做必要的安排,避免性行为的风险。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法院的裁判结果是正确的。借着提高此类行为的成本,可以减少无效率的性行为,降低社会成本。因为,人是理性而自利的,为了追求私人的财富最大化(包括精神财富,如爱情、亲情),常常在权利的边界选择自己的行为,以到达效益的边际。如此一来,就往往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外部性,溢出自己的权利边界。尤其是负的外部性,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侵入与损害。行为人在享受效益的同时,增加了其他的私人成本或社会成本。对这类问题进行规制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传递不对称的信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对负的外部性提前预测和事先安排,降低潜在的损害或者风险;二是对已经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课以侵权责任,使负外部性内部化。前者是以产权最优配置的方法,后者是用增加有害行为成本的方法,两者的目标都是减少社会成本,实现财富最大化。

  假定本案的刘女是出于对张男的倾心,在互动中处于主动,那么刘女是否自甘风险呢?答案是否定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是最亲密的情侣或夫妻,也要共赢、各取所需,才能形成互利的均衡。性行为具有信号的功能,暗示了维持长久的情侣关系或者夫妻关系,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有明确的相反的表示,否则这种暗示是成立的。这正是《民法》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经济学解读为节约交易成本。张男为理性人,应当能判断出信号的含义,也应当能理解:性行为不仅会导致刘女的生理变化,刘女也可能为此丧失了机会利益。

  其实,刘女的损失远不止这些,加在女性头上的“贞操观念”根深蒂固,不以恋爱、结婚为目的的性行为,是随便的表现,将造成女性的贬值。因此,刘女牺牲了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未来利益。张男没想过要与刘女建立恋爱关系,却对刘女的邀请照单全收,是明显的失误,甚至是有意的机会主义。张男的行为给刘女造成错误的假象,进一步鼓励刘女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种不以恋爱、结婚为目的的性行为,成本的付出不但没有效率,而且是降低效率的。仅仅是给张男一次额外性行为的机会,不会产生收益,有负的外部性。占有他人的资源,在法律上就会评价为不道德,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资源没有得到最优配置。如果不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实现资源配置,《侵权责任法》就会伺机而动,并称之为救济,经济学则解读为外部性的内部化。为自己错误的举动,张男要埋单。

  退一步而言,在西方社会,性行为已经有了性质上的变化,不再涉及两性之间持久的恋爱或婚姻关系,而纯粹是彼此间的“娱乐活动”(recreational activity)。即使如此,性行为还是隐含潜在的风险(怀孕、艾滋病等)。因此,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可以避免两人之间产生负的外部性,对社会整体,长期而言,避免负外部性的预防措施,当然是有效率的!

(责任编辑 :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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