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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拨开经济悲观论的雾霾

2015年07月24日 10:17    来源:中国经济网   

《赢得改革红利》 蔡昉/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9.8%,其中“十一五”期间高达11.2%,取得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发展成就。但进入“十二五”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未能实现两位数增长,2011年为9.2%,2012年和2013年皆为7.7%。按照国际标准,虽然这个增长速度仍是鹤立鸡群,但在国内外分析家中产生了经济悲观情绪。一些国际上的观察家关于中国经济将要“撞墙”,乃至泡沫即将破裂的预言不绝如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尽管得以改善,但仍成为唱衰中国经济的素材。国内一些经济分析人士也受到增长速度减缓等现象的影响,陷入经济悲观论。 

    

  这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是以往“狼来了”谎言的重复,还是会不幸被言中?关于增长速度的悲观情绪是否如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实?通过科学分析并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大家对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心,更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从而影响政策手段选择的恰当与否。 

    

  一 中国经济正常进入换挡期 

    

  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终究要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有学者在分析多国历史数据后发现,以一个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为拐点,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平均6.8%下降到之后的平均3.3%。分别看不同的国家可以得出结论,减速本身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但是,在换挡期采取的应对之策,却决定一个国家从高速增长进入较低速度但更可持续的增长,还是一路减速至长期经济停滞。正是在后一情景下,某些一度经历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自然减速的过程,亦称增长速度换挡期。在过去36年时间里,在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度条件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稳步降低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表现为:第一,较低且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力充分供给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份额;第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为载体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意味着资源实现了重新配置,推动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1982~2010年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 

    

  多年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而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人口结构的这种根本性变化,首先表现为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比较优势趋于丧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也将减缓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缩小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因此,可以预期中国将经历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过程。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决定GDP的潜在增长率。而从需求方面来看,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决定了该经济体是否能够在其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增长。由于人口因素的影响涉及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因此,2010年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GDP的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可以维持的正常增长速度,正在从1995~2010年这15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到“十三五”时期还将下降。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2012年和2013年中国实现7.7%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方面因素变化的结果,而不是需求方面的短期冲击结果。第二,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7.5%,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不会造成严重的就业压力。第三,人口因素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责任编辑 :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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