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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全集》:20世纪史学的高峰和镜子

2012年04月05日 10: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罗尔纲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当代大学问家,1997年逝世后,不少人都期盼着能早日将他的文稿汇编出版。罗老之女罗文起担起这一任务,前后历时七年。我与罗文起老师有联系,对整理文稿的艰辛和落实出版资金的周折有所了解。如今《罗尔纲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告出版,令人倍感欣慰,同时也感慨不已。

    罗老生于1901年,与20世纪同龄,经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目睹了国家的沧桑巨变;前后治学71载,早年师从胡适先生,以考据治学,后又接受唯物史观,学术之演进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文稿写作时间跨度大、不易搜集,“全集”大多难“全”,遗漏在所难免。这部《全集》,将能够见到的罗老存世著述基本上都收齐了。全书计22卷22册,近1100万字,分太平天国史、兵志、金石、文史杂考、文学、生涯回忆、师友回忆、书信、杂著九大类编排,以罗老生平年表、论著目录作为附编,集中展现了罗老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

    太平天国研究:折射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代名家,罗老涉猎广、建树多,尤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这部分著述,占《全集》的13卷。辛亥革命后,洪秀全被正式尊为民族革命运动先驱,太平天国成为民间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随之揭开序幕。但最初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主要是太平天国文献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包括笔记资料在内的清方记载有待搜集整理,相关史实众说纷纭讹误甚多。一些学者筚路蓝缕,在史料发掘、史事考订上用力甚勤,成为该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第一代学者,罗老便是其一。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读到罗老未刊稿《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特意托人请罗老来南京与他晤谈。新中国成立后,罗老为太平天国研究之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持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后扩建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牵头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太平天国资料,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以及《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艺术》等,另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8册,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等7本文集,为后学提供了一把入门锁钥,推动了新生研究力量的崛起;广泛调查、鉴定太平天国遗址和文物,促进了相关文物的保护工作。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日本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研究也达到高潮,太平天国研究一时成为世界性显学,罗老的名字也为更多人所熟知。积数十年之功力,罗老85岁时将《太平天国史》杀青,凡88卷154万言,开创著史新体裁,融合了叙论、纪年、表、志、传5种体裁;内容广博,考订缜密,多有创见。该书出版后广受关注,被誉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也改变了罗老的命运。他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但仍因极左思潮泛滥吃到苦头。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打着揪“叛徒”、彰“气节”旗号,掀起对李秀成的大批判,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罗老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伪降而遭到批判,承受巨大压力。“文革”初期,他被罚擦洗单位厕所的门,写了三年高可盈尺的检讨,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打断,直至1971年奉调参加校点《清史稿》,处境才有所好转。1986年夏,我随祁龙威教授拜访罗老,罗老在谈笑中平静地讲到,他原先也抽烟,“文革”中买不起烟,偶尔拾点烟头,后来连烟头也捡不到,就把烟戒了。听罢令人嘘唏不已。

    但就总体而论,罗老的后半生是得远大于失、喜远大于忧。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代学者中,简又文、萧一山、郭廷以等移居港台地区。罗老留在大陆,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和关心,成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和奠基者,其生活困顿、常为补贴家用写稿的状况也随之改变。没有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不会成为显学,罗老也就不会拥有如此广阔的学术平台。因为扎根大陆,罗老守住了治学之根,像大规模搜集、整理、编纂资料,离开大陆是无法进行的——截至1961年,在罗老主持下,采用在图书馆摸底筛查等方法,共发掘1200万字太平天国资料,其收获是空前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罗老迎来学术生涯又一春。仍以资料整理为例,他牵头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3册),并与王庆成研究员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10册。新中国还使罗老的人生境界发生变化。他通过工作和学习改变了人生观,接受了唯物史观,明确了为人民服务意识,学术研究有了新方向新动力,并于1958年入党。简又文先生也对推动太平天国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始终排斥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运动而非农民运动,认为太平军与湘军交战“分明是农民打农民”。这就限制了他的学术成就。相比之下,罗老将考据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既继承从乾嘉学派到胡适的考据学精髓,同时又打破为考据而考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重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站在人民立场进行研究,打开了研究新视野,其学术成就自然超过同侪。

    毋庸讳言,国内太平天国研究也存在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有简单化教条化倾向。1951年,罗老《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出版,书中有段文字,说忠王打算伪降曾国藩,彼此属英雄惜英雄,一个是革命的英雄,一个是反革命的英雄。罗老单位负责人抓住称曾国藩是“反革命的英雄”一语,指责罗老“反人民反革命”,并致函出版社阻止该书发行。出版社提出由罗老赔偿所有损失,相当于罗老两年的工资。所幸上级领导思想开明,商议后仍准予发行。罗老叹曰:“于是一场风波始得平静,否则我一家六口那两年内只好喝西北风了!”(第20卷第56页)有了前车之鉴,人们不免心存顾忌,故而片面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有意美化太平天国遂成为普遍现象,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新时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主动反思并努力纠偏,张守常教授在写给笔者的便笺中便坦言,“我们老一些的,都有太平天国遗民的心理”。罗老耄耋之年写成的《太平天国史》也反映了这种变化。在分析太平天国政权时,罗老认为神权主义加上封建主义,使太平天国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他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要创立一个大同的人间天国,却沿袭封建制度制定了种种礼法成规,使特权阶层藉以骄侈腐化,争权夺利,为非作歹,腐蚀了革命,给农民政权以至深至重的危害。”(第9卷第535页)这体现了罗老的求索精神和勇气。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史,罗老太平天国的研究历程很值得作为个案进行深入考究,而《全集》便是绝好的资料。

    罗老治学十分严谨。他曾说:“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做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第20卷第165页)。注释忠王李秀成“自述”集中体现了罗老的这种治学态度。

    当年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笼中写下5万余字,结合自身经历详述太平天国兴亡始末。曾国藩处死李秀成,将其亲供删改后在安庆刊刻,原稿则一直秘不示人。罗老1931年开始据安庆本《李秀成供》作注;1944年广西通志馆派人赴湘乡曾氏故宅,据忠王手稿补抄被删的5600余字,罗老遂调整版本、增订注释;1962年曾氏后人在台北影印出版忠王亲供手迹,罗老再次调整版本。有学者感叹说:“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不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折,还是没有过的。”1980年《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完稿,罗老自嘲地写道:“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第11卷第193~194页)。时隔十余年之后,罗老根据新史料增补注释,又推出了增补本。该书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从典章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错误或补充缺略,共注释700条左右,注文是原文的四倍多,堪称当代考据学经典之作。罗老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在史学界传为佳话。由此不禁联想到,时下有些青年学人舍本求末,对唯物史观、考据学都不上心,一味在概念或观点上标新立异、追求轰动效应,或搞低水平重复性研究。针对这种浮躁浮夸之风,我们尤其需要大力提倡罗老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罗老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丰、贡献最大,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宗师。诚如王庆成研究员所言,“罗先生是中国和全世界研究太平天国的最杰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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