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经济智囊: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学家们

2012年11月26日 09:27   来源:国际商报   

         序言:改革时代的回音

    漫长的走廊——你从未听过如此深沉的声音,

    石上青苔,以及岁月。

    你转过头——那就是寂静的含义:

    你不是孤身一人。

    整个辽阔的世界一倾而下。



    ——威廉·斯塔福德《信心》

 

 

   《中国高层经济智囊》 杜博奇,唐寅/著 中信出版社 



    一

    历史无往不在,任何人无时无刻不在历史之中,既见证历史,又装饰历史,最终化身为历史的一部分,随烟尘远逝,莫可分辨。

    在伟大时代做一个安静的小人物,或许是件幸福的事情,但这幸福未免狭隘。与大多数人相比,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满怀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在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就显现出特立独行的品格,历经无数次考验、磨难和抉择,最终进入学术殿堂,扛起经世治国这面古老的旗帜。

    是的,他们的名字叫做经济学者——一个看似艰深、孤寂清冷,却必不可少的群体。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杆,而社会分工则创造了文明的繁杂与精彩。每一份职业背后都潜藏着责任、操守、信仰之类的词汇,身处理想的顶峰,面对逼仄的社会现实,经济学者或许更能感受两者的距离。

    社会形态趋于复杂,阶层分化日盛——底层民众生存之多艰,中产阶级为自由、产权而呐喊,高处不胜寒,金字塔顶端亦非想象中风光无限,当利益诉求成为社会常态,各种力量交织碰撞,各种声音喋喋不休、嘈杂无比时,世界开始意乱神迷,甚至让人分不清真伪、主次。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者充当着一种社会观察家的角色,但又不是职责之全部。与其说他们是书斋里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柔弱书生,不如说他们更像是现实社会的卫道士和清道夫。

    可以肯定,任何一位经济学者的灵魂深处都燃烧着信仰的火焰。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似不同,其实都是在极力拉近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这样说来,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流动充盈丰沛。

    经济大潮风生水起的时代,经济学人注定难以置身事外,他们探索、呐喊、奔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替往盛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他们的使命,难以摆脱,亦无可回避。

    二

    任何美好梦想的践行,都根植于时代土壤。中国改革曲曲折折的历程,呈献活生生的标本,恰为经济学人提供了思考基石,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论又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轨迹。

    现今经济学界活跃的这批学者大多数都是伴随改革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成名与争议也是源于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发言。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视角,进而反馈到改革层面。

    建国之初,国民经济一度出现暂时性的倒退。由于决策上的偏差,经济政策失当,在“超英赶美”口号下,重工业发展盛行一时,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不期而至。

    这一期间,荒谬现实屡见不鲜,时人生存艰难,令人感叹现实之吊诡。这段历史对知识分子内心造成的巨大冲击不言而喻。周其仁、茅于轼、陈锡文、张培刚等人日后秉持的重要观点就是要重视农业经济。

    众多理论当中,张培刚的理论无疑最具穿透性和前瞻性。早在1946年,张培刚就写出了《农业与工业化》哈佛博士论文,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该论文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投射到现实社会,此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世界范围内工业化浪潮兴起呈送中国样本。

    然而,在一个混沌初开、政治为纲的年代,过于超前、理性的思维注定遭受现实打击。于是,我们看到,张培刚学术研究出现30年断档。这期间,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人们无心从事生产,农业凋敝、工业破败,商业摧折、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国家岌岌可危。

    建国之后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并未有根本改观。反观世界,美、日等发达国家出现大批优秀企业,拉动经济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农业齐头并进,第三产业日益兴盛;拉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谋求经济增长,而作为基础的农业得到极大重视。

    此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智利学者来中国请教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却发现这个哈佛博士住在临时招待所,几本书似乎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他不知道张培刚已然脱离研究多年。

    站在历史高度审视过往,前30年中国如此不振,发生如此之多的悲剧,在于意识形态牢笼束缚。

    大多数时候,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解释徒增苍白,但种种迹象表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按需分配,凭借指标、票证控制,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抑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的商业,都是残缺、扭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意义之一,在于打破思想禁锢,计划色彩逐渐消退,市场经济逐渐由商品经济过渡而来。于是,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并衍生出倒爷、资产流失等诸多新问题。

    顾准之后,吴敬琏或许是倡导市场经济最不遗余力的旗手。他继承并延续了顾准、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成为市场经济扛鼎者,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

    关于改革路线,吴敬琏与厉以宁曾展开论战;围绕价格体系改革,吴敬琏又与张维迎等人意见不合;至于发展模式,在究竟是否应该回避重工业上,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又站在了吴敬琏的对立面;面对权力寻租、权贵资本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吴敬琏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放大到宏观层面,上述行为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时面临的本土化障碍,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模式的结合。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厉以宁、林毅夫、吴敬琏等人论争才有意义。

    单单从经济制度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30年,其实就是一部市场经济推行史。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底层民众上下求索,经济由冷转热,社会问题频发,到如今,农业问题再次凸显,这并非因为改革不够彻底,而是缘于人们心理上对农业的轻视。这期间,茅于轼、陈锡文、周其仁等频频发言,呼吁维护农民权益,甚至不惜亲身示范,以知识分子绵薄之力贡献建设性意见。

    于是,中国经济在经历甲子轮回之后,回归农业底线,意味着土地重新被重视。而土地背后,正是产权这个经济原点的归位。撇开纷乱杂陈的事态,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区分和取舍。                    



































































(责任编辑:石兰)

商务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