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要们的台前幕后;当拉菲遇到蒜泥白肉

2012年05月09日 11:14   来源:中国经济网   

 

摘自: 《虚实之间》(点击阅读全文连载) 作者:芮成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英国葡萄酒大师杰西丝?罗宾逊曾说:“拉菲与中国的大多数食物搭配都像是一场‘酷刑’。”

    我从小就爱喝红酒,当然是老家的地方土产——安徽萧县红酒,像糖水一样甜,一口气喝上半斤不成问题。长大以后穿梭于世界各地,常常有机会和西方朋友一起出入当地餐厅,品尝各种红酒。红酒于西方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也见识日增,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品上一口,也能对它的品种、产地、年份估摸个差不离,然后装模作样地品头论足一番,晃晃酒杯。

    对红酒越是了解,越发觉国人对它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法国红酒已经和瑞士手表一样,在“崇洋”的心理暗示下被炒成一种“高尚生活方式”,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近年来,由于价格飙升、适合长期贮存,红酒又从一种普通的饮品升级为投资品,富裕人士不惜出价亿万囤积居奇,或收购知名酒庄。于是红酒市场形成一拨人炒作,一拨人起哄,一拨人出钱,一拨人围观的奇特格局。

    拉菲充其量可算法国一线红酒——之一,我曾经琢磨过为什么它在中国特别火,可能是因为它的中文比较好发音。波尔多另外几家一线酒庄,譬如奥布莱昂(HautBrion)念起来太拗口,记不住;穆桐(Mouton)听上去有点儿傻,跟“木桶”差不多;玛歌(Margaux)会让人联想起黑社会;还有一种我个人认为比拉菲更适合中国人味蕾的红酒,产自波尔多的拉图(Latour)酒庄,在中国也没那么火,大概是听起来不如拉菲高雅,谐音“又拉又吐”。

    罗杰?巴纳特(Roger Barnett)是纽约亿万富商,他的家族收购了著名奢侈品牌Burberry,他在美国纳帕溪谷拥有自己的酒庄。十年前我们刚刚认识时,我还对红酒一窍不通,他在纽约给我上了一堂启蒙课。但是最近,北京给他上了一课。连续在北京参加了几场活动,他发现中国人不喝则已,一喝就是“Car Wine”,这把他吓坏了。我问他何谓“汽车红酒”,他解释说就是喝一瓶酒相当于干掉一辆汽车。可不是,中国人买一瓶红酒动辄花费几千美金,在美国买一辆二手车绰绰有余。

    这一现象令罗杰忧心忡忡,他说:“将来再有中国朋友到加州来,我该怎么接待呢?”

    说到美国人接待中国人,有一桩趣事不得不谈。我认识一个美国好莱坞制片人,曾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Aviator获金球奖。有一年我带了一个中国朋友去拜访他,他请我们去比佛利山上的一家餐厅吃饭,出于礼貌让我们点酒。朋友对我低声耳语:“成钢,咱们点瓶好酒,别让人家看不起。”我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就点了一瓶加州顶级红酒的代表Opus One(作品一号)。

    就为这瓶300美元的酒,我这个有钱的制片人朋友跟我唠叨了好几年,大意是你们中国人太敢点了。可是若将3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不到2000元,对中国的“有钱人”来说,似乎不过小菜一碟。由此,美国富裕阶层和中国新富阶层的消费观之不同,可见一斑。

    就在人们一瓶又一瓶开拉菲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或社交礼仪都和红酒文化大相径庭。红酒讲究“轻轻闻细细品”,国人的酒文化却是“感情深一口闷”,动不动“打一圈”。平均好几千一杯的拉菲,干了不合适,不干更不合适。坊间一度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朋友聚会,一旦听说要开拉菲,一定要迟到五分钟,来了好“自罚三杯”。

    中国菜和红酒也并不匹配。我曾经参加过一场品酒会,头一道菜就是蒜泥白肉。要知道红酒对味蕾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抽了烟,或者吃了重口味的菜,味蕾麻木了,红酒那些美好的感受就品不出来了。中国人请客,往往都讲究“大餐”,清淡了不行,于是一盘蒜泥白肉就成了“拉菲杀手”。我就曾经有这种体验,因为在某社交场合被人逼着吸了根烟,紧接着上好的红酒到了口中,也像假酒一样寡淡无味。

    以我个人对红酒的体验,三百多元一瓶的红酒已经非常好,七八百元一瓶的酒从口感上说就足以跟名酒媲美,除非是极有经验的人。如果市价到了两三千元,就真的称得上是“奢侈品”了。

    如此看来,拉菲的妙处其实不在色香味,而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所谓“喝的不买,买的不喝”,求人办事送一瓶,招待客户开一瓶,宴请领导来一瓶。拉菲和拉菲还不一样,请大领导喝大拉菲,请小领导喝小拉菲,请山寨领导喝山寨拉菲——级别待遇清清楚楚。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哥喝的不是拉菲,是面子。原本费多少口舌都说不清楚的景仰之情,一瓶酒就说清楚了,这么好的东西,不火才怪。

(责任编辑: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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